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之一的乌托邦，历来在文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受到人们的热捧，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以及二十世纪中的种种社会工程，乌托邦的设计和实践一直没有中断，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始终存在。到了二十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德国政权和斯大林的苏联式极权主义的警示，人们逐渐开始反思乌托邦的实现的可能性，逐步走出了对乌托邦思想的迷信，对建设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提出了怀疑。当我们越是急切的想要建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就越是走向目的的反面，反而将人类自身的幸福和权益抛弃。
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跃进和文革正式一场乌托邦建设运动。这场在强烈的实用性的功利目的下，从高层发动，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目的，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开展的乌托邦运动，对于未来社会的蓝图式的构想并投入实践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也成为了对乌托邦思潮的反思的源点，为文学创作和思想研究提供了实例。王小波作为中国当代反乌托邦小说的最先的发声者，通过对这场闹剧的回忆和反思，创作出了《白银时代》《红拂夜奔》《2015》、《2010》、《黑铁公寓》等一系列的小说作品，表达了对于乌托邦世界对人的摧残的厌恶和对人性的高扬的向往。
一、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什么是乌托邦？乌托邦得名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所描述的完美的共和国utopia，在那里，现世的一切的苦恼都不复存在，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精神文明的完美构建解决了人类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这样的社会成为了完美社会建设的榜样。以后，乌托邦一词指代在政治生态、社会制度和文明发展的理想的完美的境界。
如前所述，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极左极右政权的洗礼，对乌托邦的反思和批判出现了分化：一种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过对斯大林的苏联极权政权的研究，得出了乌托邦的实现必然是伴随着纳粹和极权的建立，乌托邦作为一种超越历史的理念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带来对人本身的侵害，建设乌托邦的道路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另一种是以福山为首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指出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不会再有超越当下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来颠覆，通过历史的终结，福山对乌托邦的构建提出了否定的态度。王小波对于乌托邦的反思是和哈耶克相符合的，在小说中对乌托邦思想的根基进行演绎，营造一个荒诞离奇的世界，对乌托邦进行了有力的嘲讽。例如传统乌托邦理论认为人性可以进行改造并最终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从而成为乌托邦世界的个体基础，但在小说中，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始终都在对抗着庞大的社会工程，人身上的特性在那种整齐划一的世界中始终得以保存：画家总要画出别人看不懂的画，写作公司的职员始终写着自己的故事，插队的知青坚持自己的生活，对抗着政工干部。传统的乌托邦理论认为严格的科层制的管理制造着整齐划一的个体，通过牺牲个人来达到社会整体的完美，但在小说中展示的却是个体在巨大的社会面前的负隅顽抗：写作公司中的老大哥、精通西夏文的李先生和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他们的存在就萎了告诉体制个体的独一无二和人性的不可抹杀。
二、王小波反乌托邦思想的渊源
反乌托邦是王小波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中恶托邦世界的构建是王小波反乌托邦的重要模式，通过再小说中营造一个全新的异世，将生活中种种荒诞的细节无限放大，细致入微的描绘主人公的种种遭遇，对乌托邦世界的种种可能性寻找落脚点，不论是未来的白银世界还是过去的人力长安，都是王小波对于他所经历的乌托邦运动的再现与演绎，在小说中，各种奇思妙想成为了王小波突破现世的切入点，当下现世中不可能的法则构成了一个新世界的体系，展示了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世界，这里的乌托邦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乌托邦，而是一种虚构的平行空间，在这里，一切存在的意义都不可用我们的常识来考量，极端的权力关系的高度抽象和奇异的世界法则共同形成了对传统意义乌托邦的影射和讽刺。
王小波进行反乌托邦小说创作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这些思想来源为小说提供了素材，也成就了王小波自身。对于了解王小波的反乌托邦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小波成长在大跃进和文革进行的人年代里，本人也作为知青下过乡，对于这场乌托邦运动有着独特的个人体验。其小说创作和文革有着莫不可分的关系，文革为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背景材料，例如《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之间的云南生活直接取材于王小波年轻时插队的经历；也为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母题”：小说中的写作公司、黑铁公寓以及知识分子的种种遭遇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原型，可以说，王小波将文革的社会原型进行加工和修改，为小说的乌托邦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原材料。最重要的是，文革那场荒诞的乌托邦运动直接的激发了王小波对于乌托邦的本能式的厌恶，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他的小说批判的矛头直指乌托邦对人性的压制和迫害。文革唤起了王小波的反乌托邦意识，时刻警醒着他为此进行斗争。文革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极权社会中，充斥着决定一切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一切机关，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着严格的管控，这可以说是写作公司、社会治安管理公司的雏形，而当时的文化管制和对人身自由的严格限制也成为了小说中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知识分子身处其中不得自由，并且被迫参与到这个监狱的建设当中。从幼年时所见到的大炼钢铁炼成的“红色的牛屎”到插队中所见到的“知青的命不值一根电线杆子”再到大学中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文革作为一代人的巨大伤痛，成为了王小波创作的重要源泉。
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批判现实，文学的使命绝不是反映生活，而是对生活作出反应。只有对生活时刻保持不满和警觉才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古罗马古谚云：愤怒出诗人，只有那些对生活保持关注的人才会写出最壮丽的诗篇。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王小波自诩到：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1］换言之就是王小波有一种与生具来的责任感，对现实保持着深切的关怀，表现到作品中就是展示乌托邦世界中的种种异象和人在其中的遭遇。在王小波的杂文《救世情节与白日梦》中提到一个故事：“七0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2］这个故事看出，王小波对于一切都是抱有一种批判怀疑的态度，他相信他的理性，于是，对于生活他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有着独立的人格，这种个人品质延伸到小说创作中也如此，尤其是当他面对欺骗了自己的这场所谓的革命，在看清了乌托邦的虚幻之后，他对这种被欺骗的状态更是有着本能的反抗。[!--empirenews.page--]
综上所述，王小波的反乌托邦思想并不是全来源于外在，内在的精神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对于乌托邦这样的荒诞境况无视，文革中的经历是激发了他内在的反乌托邦情结。
上世界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掀起西方思潮的广泛传播，王小波也在大学中完成了人文教育的自我启蒙，阅读到了大量的书籍，根据仵从巨的研究，王小波着作中”涉及西方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各类人物共约173人,510人次”,并对他们按照被提及的次数给以排序,通过这种排序，发现对王小波的影响最大的人，统计结发现,王晓波提及的文学家约83人,引用较多的人物及数分别是:卡尔维诺18次,杜拉斯21次,萧伯纳14次,奥威尔13次。总的来说,谈得最多(或较多)的作家是:法国的杜拉渐、萧伯纳、奥威尔、美国的马克吐温、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3］可以发现，王小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而战后西方世界兴起了反乌托邦的思想潮流，以此来反思避免乌托邦降临人间带来灾难，例如奥威尔是《1984》和《动物庄园》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王小波对他十分推崇：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4］。乌托邦是自古以来人类所向往的最高理想，是人类想象力的极致体验，但这背后的实质却是当下的现实让人感到不满，黑暗笼罩了社会前进的脚步，是对现实的期待堙灭之后的狂想，王小波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中看穿了这一切，开始用反乌托邦的形式来拯救当下，唤醒在乌托邦臆想中沉浸的人们。随后，王小波又赴美留学，在那里他进一步的接触到了西方思想，对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对比，他更深的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乌托邦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中西方文化上的对照进一步的提高了王小波的反乌托邦意识。
王小波的反乌托邦意识不是空穴来风，是在自身成长的经历中逐步形成的，是成长的自我选择，图特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对于荒诞和无趣的本能的反抗，阅读和留学给他带来了更深的思考，最终在小说创作中绽放。
三、性及虐恋背后的反乌托邦意识
反乌托邦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的意义只能被各种具体的情节和手段承载，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王小波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思想。
在一系列的小说中，王小波笔下的人物都涉及到了性甚至是虐恋，例如《黄金时代》中“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5］“在农场里，每回出完了斗争差，陈清扬还要求敦伟大友谊。陈清扬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正在打开包装。于是她心花怒放，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6］注入此类的描写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不胜枚举。
在福柯的着作《性经验史》中提到性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并不是传统观点那样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性恰恰是权力的产物，是权力的附属品。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和性有关（这里的性和权力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性涉及到教育、政府统治、生产活动等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无处不在的性被权力所控制，人们就处在权力的控制之中。权力并不是由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单项传递的能量，而是处在相互的关系之中，在一切的关系当中，人都在想方设法的控制他人，这样，权力始终是一个在场者。在乌托邦社会之中，权力对人的生活的渗透更是无孔不入，整个社会都在巨大的权力网络中存在，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公司或者写作公司，这都是极端权力存在的集体样式，小说中频繁的出现对性行为的描写一方面是一种暗示，暗示权力的无处不在和对人性的极端的摧残，另一方面，也为主人公进行反抗和揭示乌托邦的荒谬提供了途径：从自身开始进行反抗。这也和福柯所提倡的“抵抗的局部化”——因为进行暴力反抗甚至是推翻了小说中的乌托邦世界的设定，也始终是用一种权力话语取代了另一种权力话语的体现，这样权力始终存在，人并没有逃离。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提到“权力是被社会中的所有人以散在的形式行使着,因而“真正的改变和真正的革命,需要改变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改变我们的身体、灵魂和认知方式”，“革命和反抗的实质效果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有了切实的改善,尤其是被压抑的人群。”［7］乌托邦社会中权利的感召下，人丧失了个体性，病态的对性进行压制，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老鲁和《黄金时代》的政工干部，个人的微小的局部的反抗才是真正的反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对人的控制，性作为权力附属的同时也是人本身与生具来的能力，自然起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桥梁版的作用。在《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在山中无拘无束的性爱、《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和X海鹰的忆苦思甜式的性爱甚至是《东宫西宫》中小史和阿兰之间的同性相爱，都是个体打破了关系中的权力话语体系，用实际行动完成了对权力的深刻打击。
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中反复的出现了虐恋的情节，例如阿兰和小史载派出所中的虐恋之夜、衙役和女飞贼之间的拷问与鞭打还有王二和X海鹰之间的“日本鬼子强奸革命少女”的性演出。福柯认为：“虐恋是人的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人对快乐的自由追求；它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而它对于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8］李银河有一个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关系是固定的，不可随意转换的，但是在虐恋活动中，权力关系是开放的，主人可以变成奴隶，奴隶可以变成主人，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没有尝过权力滋味和权力过多成为负重的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它虽然只是在游戏中颠覆了权力，但对于现实中的权力的性质——它们常常被标榜为自然的秩序，权力自身当然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也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如前所述，它对现实中的权力关系至少是不大尊重，拿它开了个玩笑。而这正是虐恋关系的讽刺力量之所在，也是权力不愿意领受的。通过撕掉权威的面纱，虐恋揭示了我们性文化深层的伪善，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消解其影响。”［9］无疑，对于反乌托邦的意识，虐恋行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革命时期的爱情》X海鹰利用自己作为团支书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将王二作为她的解欲的工具，构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乌托邦世界中X海鹰始终与性是隔离的，被巨大的权力机构教育成一个没有个体意识的人，在进行性行为时，她所选取的样板是日本鬼子对中国少女的强暴的性行为，将个人的性欲投射到阶级和国家之间的敌对当中，以此来打消性给她带来的不适合尴尬，在受虐当中获得性快感，但是，她原有的支配地位在性行为中得到了逆转，成为了假象的被支配者，构成了对权力关系的逆转，实现了个体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逆袭与嘲讽。通过对虐恋行为进行描写，王小波实现了对代表着乌托邦的权力的消解，为人与乌托邦的对抗中找到了立足的地方。[!--empirenews.page--]
王小波小说中对于一般性行为和虐恋的描写极其详细，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未有过对性行为的感觉的描写，仿佛不存在确切的感官。按照福柯的观点，性行为中的感官刺激增强了性关系中的仪式感和庄严的氛围，王小波在进行描写的同时刻意舍弃了这种描写，这是对权力的控制的消解——最能体现人类权力关系的性关系中没有了权力的影子，仅留下性的过程中的美好与冲击，性回归到了它本来所具备的面目，脱离了权力对性的支配关系。正如福柯所说：权力与反抗相伴相生,人们处在权力之中,因而要反抗权力,就须跳出权力之外进行。［10］此时的性行为就独立于权力之外，在乌托邦世界的荒诞之外找到了宁静之所。
四、黑色幽默消解乌托邦极权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黑色幽默无处不在，成为了他的小说的主要风格和表现手法。他自述中提到他的创作和黑色幽默密不可分：“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11］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黑色幽默，是后现代潮流中的一种，西方评论界将“黑色幽默”形象地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Gallow’s Humor）。［12］这一说法至今仍时常被论及黑色幽默的学者引用。它生动地反映出黑色幽默与传统幽默的不同之处——黑色幽默是“一种变形的喜剧”，是一种“以喜剧的形式传达悲剧的内容”的幽默。 而“黑色”指的是事件的荒诞、残酷、矛盾或病态，而“幽默”则是创作者看待黑色事件时的角度和态度。“黑色幽默”作为一个整体，反映的是创作主体针对人性的各种卑劣特质、社会上的多重矛盾、体制的多种弊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所进行的高度理性化思考。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进化后”的幽默形态，一种更为高级的幽默。借助黑色幽默手法，小说家们能对自己所质疑的种种目标进行有效的诘问，但最终却不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只留给读者一种理想破灭后心灵无所皈依的彷徨［13］
王小波小说中处处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气质，在他的反乌托邦系列小说中，乌托邦世带来的种种压抑形成了对人的迫害，在这迫害之下如何反抗在形式上摆脱悲剧的命运成为主题，而黑色幽默为主题的倾泻提供了出口，用悲剧中的喜剧来进行消解，在主人公或覆灭或胜利的过程中完成小说情节，给读者留下观感上的震动从而起到警醒和反思的作用。
黑色幽默故名思义，仍然是幽默的一种，是用喜剧的形式来出演悲剧，给人带来笑和欢乐，但是留下深重的思考。黑色幽默这样的手法往往将小说对读者情绪上的冲击减弱，让人避免情绪化的思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作品背后蕴含的深刻意蕴上，起到直击真理的作用，这也是黑色幽默能在王小波反乌托邦小说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
在王小波的杂文和一些小说中，经常可以看见过去的影子：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困难时期、知青插队、文革等，这些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源泉和动力。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些运动的实质是乌托邦运动，充满了荒诞，十年中，中国成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家园。“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几乎使所有人的命运都翻了盘。“造反”的革命任务被交到了众多年轻气盛、热血无知的中小学生——红卫兵手上，贴大字报、批斗、抄家、游行的事件天天上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口号应运而生，知识分子更成为所谓的“臭老九”，“破四旧”运动的涤荡又使无数的文化瑰宝遭受灭顶之灾。人们压抑自己的一切情感欲望，时刻谨言慎行，不敢表露真情，不敢说出实话，生怕被他人抓住把柄，成为“异己分子”，遭受无妄之灾——轻则被批判、下放、改造，重则被监禁、虐待、杀害。亲朋、好友、家人间互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联系愈来愈远，人们对命运的绝望之感被无以复加地放大。［14］命运的无常和人事的可怕被无限的放大，黑色幽默也正如王小波所说成为了常态，加深了王小波对于世界的荒谬和无常的感受，对乌托邦的批判意识的萌芽也正式从这里生长，而黑色幽默的方式则是基于他成长经历自然而然的选择。在《我看老三届》中他提到了这种想法形成的过程：“坦白地说，身为老三届，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当时我心里想：妈的！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我们就该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这是一类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就我们非得先挖坑后上学，真他妈的不公平。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上过绞首台哪。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当不了作家。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15］
王小波的小说中证伪的推理逻辑和狡黠的语言布置很直接的让人联想到《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且在他的杂文中也多次提到自己深受这本小说的影响。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有一个固定的设定：那就是代表乌托邦世界的权力、专制是相联系的，总有一个人来为这些背书，成为乌托邦世界的人格化象征，例如政工干部、老鲁还有X海鹰等人，主人公则是反抗和希望的象征，作为反乌托邦的理念的人格化象征，例如多部小说中的王二、鱼玄机和王仙客等人。小说的反乌托邦主题就在主人公和他们的相处和交往或是斗争之中得以展现。人格化的象征是王小波小说的重要部分，在虚构的乌托邦世界中以更加荒诞的形式行动，在主人公高度的怀疑精神和不向世界妥协的自由精神和世界的对抗中产生了黑色幽默的效果。
乌托邦理想的空洞和可怖在小说中化身为强权和专制，例如衙役、警察、对个人开展抓捕和迫害，这样的过程在小说中十分常见——《万寿寺》中老妓女对薛蒿的刺杀、《红拂夜奔》中李靖遭打官府的追捕、《寻找无双》中鱼玄机呗关在牢中遭到狱卒的种种磨难还有《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老鲁就厕所上的淫秽画作对王二开展无休止的追杀，这些成为了王小波小说中的永恒命题，在这个过程中，王小波加入黑色幽默的成分，例如2的N次方的杀手数量，以及任务失败之后用风车砍头机对杀手所做的处理：“……因为那不仅是猪头，而是猪的前半身”；而风停时正在被砍头的肥猪发出的恐怖叫声，使公差双腿颤抖；即使机器上写了“快捷、舒适、新潮”的标语，也不能使被实验的死囚乖乖就范”［16］虽然残忍，但是看后留给读者的确实深刻的反思，黑色幽默起到了它独有的作用。[!--empirenews.page--]
同样的，在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也被打上了黑色幽默的烙印，在这里，性关系就是乌托邦世界和个体之间关系的缩影，特别是虐恋，施虐者何受虐者的地位的形成取决于对于乌托邦世界的法则的顺服程度，例如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X海鹰的施虐着地位就是因为“她到哪里都是团支书”，对于极权有着天然的归顺，觉悟比较低的王二则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受虐者，就在施虐和受虐的进行的过程中，乌托邦世界对个人的控制即权力接管一切的时候，X海鹰成为了受虐的心态，瞬间反转关系，这无疑是对权力的嘲笑，也是对权力所代表的乌托邦世界的嘲笑。原本严肃的支配关系打上了黑色幽默的印记，消解了乌托邦世界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五、结语
作为当代中国最先开始反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作家，王小波的声音逐渐被更多的人认可，他的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命题越来越被人们熟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作品起到了启迪大众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了解智慧和有趣的风潮，这样，王小波达成了他的使命——传播有趣，让更多的人发现世界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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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性、权力、黑色幽默——王小波小说的反乌托邦意识探究王小波式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