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刘小平在复习备考。受访者供图

■ 对话动机

今年3月，浙江大学公布了201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其中管理学分数线为355分。42岁的刘小平考了340分，再次落榜。这是他第12次考研，也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从2006年开始，他先后报考了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专业也从旅游管理换成行政管理，但始终和研究生无缘。

12年来，他一边做保安谋生，一边准备考试，执着地追求着他的研究生梦。他说，“考研的路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考研对我来说并不难”

新京报：今年是12年来分数最高的一次吗?

刘小平：对。政治71分、英语67分、两门专业学科也都拿到了101分，总分340。但还是比复试的分数线低了15分，很遗憾。

新京报：看到成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刘小平：考研对我来说并不难，如果不是家庭琐事影响复习，我的考研之路早结束了。我认为这是中年考生最大的悲哀。比如今年，我用了三个多月处理家里的事情，考前只有二十几天复习。如果我用这三个月复习，怎么不能多得15分?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考研的?

刘小平：2001年我参加自考上了大学，2007年才拿到本科毕业证。但那时候管理并不严格，我2006年已经开始考研究生了。

新京报：第一年为什么选择云南大学?

刘小平：第一年考试的时候对学校和专业都没有概念，只想着能读研究生就很高兴。我一个朋友也要考研，他想考云南大学，我也跟着报考了。第二年，他又说要考复旦大学，我又一起报考了复旦大学。

新京报：第一年是怎么复习的?

刘小平：我本科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所以报考的也是这个专业。但其实对“管理”认识不够，而且总有个误区——像马云、王健林也没学过管理专业，但一样可以成为业界巨头。所以当时买的复习资料也没怎么看，总觉得凭本科学的知识就可以答题了。后来觉得非常幼稚。

管理科目的考题，好多名词我不懂。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到什么写什么，把整张试卷都写满了。

新京报：成绩怎么样?

刘小平：管理科目的总分是一百五十分，我才考了五十多分。政治得了五十八分，英语得了三十多分，数学得了二十一分。

我很沮丧，从2008年开始，我就认真准备了。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改变计划考浙江大学?

刘小平：因为数学太差，从2012年开始，我就改变计划，开始考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这个专业不考数学。

新京报：明年还要继续考吗?

刘小平：考。还考浙江大学。

“高中辍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决定要考研?

刘小平：2001年，我遇到一个人，他现在是云南大学的教授。当时我在参加自考，我告诉他考过了，他挺惊讶，说“你这种都能考过，还是可以的嘛。”我挺有信心，觉得自己是读书的材料。后来他说大学之后可以考研究生，但强调是在职研究生。我觉得在职的一点都不高级，就下决心考脱产的。对我来说，上学是很过瘾的事。

新京报：考研之前你是什么学历?

刘小平：我高中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新京报：为什么辍学?

刘小平：腿受伤了。我父亲也不支持我念书。我父亲只念过三个月的书，后来他自己做生意，我们家是村里最早一批“万元户”。他看不起读书人，觉得读书没有用。我母亲没念过书，是个文盲。哥哥和两个姐姐也只念到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干活了。

高二开学那天，我怕被父亲发现，天刚亮就出门了。后来腿受伤住院，我住了几天就跑了。我担心，一旦住院，父亲就不让我读高中了。但后来高二只上了一个月，还是回家了。

新京报：觉得后悔吗?

刘小平：因为腿疾，我在家养了四年，整天无所事事。一想到我的同学们都在学习，青春年少、追逐梦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边缘化的人。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对“高考”和“大学”这些词都很反感。

新京报：伤养好之后重新读书了吗?

刘小平：腿伤养好之后，我就出去干活了。我在新疆卖过衣服;父亲给我一万块钱，开过小饭馆，但开业三个月就垮掉了;后来家里人又让我去太原学厨师，那时候还没有液化气，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生火、削土豆;再后来又到武汉搞了一个月传销;1998年才到昆明一家大酒店保安部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重新开始学习?

刘小平：1996年在太原学厨师的时候，饭店旁边就是太原工业学院。饭店里有个人在学校里做勤工俭学，他带我进学校，经常到图书馆借书，看工商类、管理类的书最多。我知道自己是爱学习的，就找机会参加自考。

“父亲不理解，说我疯了”

新京报：身边人支持你考研吗?

刘小平：亲戚们是强烈反对的。但我想考，别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

2014年1月至3月，因为考研的事情，我和父亲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哥哥遭遇车祸去世，我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他不理解我，非常反对我考研，说我疯了，觉得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有一次吵起来，他特别生气，骂我是“上无父母，下无子女的不孝子”，这句话在老家是非常狠的话。他还把菜刀藏在枕头下面。我也不服软，那段时间，我在家里摔碗，近百个碗摔得只剩十几个。

新京报：和父亲聊过吗?

刘小平：后来我和父亲好好谈了一次。我说，当初姐姐有机会上高中你不让上，现在你想让两个女儿有出息，希望她们发家致富，但她们只有初中文化，只能卖辛苦，还要看别人脸色。现在，我能把一些事情处理好，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考研、在学习。父亲听完后想了很久。

新京报：后来和父亲关系怎么样?

刘小平：谈话之后，我们父子俩的关系近了很多。每天夜里我起床去厕所，父亲都会醒，用手电筒帮我照亮，真的很让我感动。

我知道，父亲非常信任我的能力，他相信我能考上研究生，但他从来不直接表达。后来我们每次通电话，他也不会问我考试的事情。

2014年7月20日，我送父亲回成都，在双流机场，我看见他颤巍巍的背影，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真的老了。

回家路上，我看见万家灯火，觉得难过又沮丧。因为考研，我愧对父母，没有陪伴他们，是我唯一的遗憾。

新京报：听说你至今还没成家?

刘小平：不仅没成家，甚至连一场正式的恋爱也没谈过。

新京报：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

刘小平：今年1月父亲也不在了，母亲得了病，一个月走失好几次，万幸都找回来了。

“‘现代范进’的称呼是对我的褒奖”

新京报：研究生文凭对你意味着什么?

刘小平：我很喜欢看书。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不管再怎么喜欢看书，没经过系统学习就是不行。一方面知识都是零散的，另一方面，不会有人认可你。文凭对我来说当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把这个考试当做对自己的磨练。

新京报：12年间想过放弃吗?

刘小平：真的从来都没想过。实际上我心里很清楚，我考研的道路一定是很漫长的，凭我的水平不可能一两年就考下来，本来以为考个三四年差不多了，没想到会拖十二年。光报名费我就贡献了两千多，觉得这个钱花得冤枉。

有时候感觉麻木了，不知道究竟是为了谁。后来想想，有些事即便知道自己选错了，但走到这一步了，只能错到底，总比半途而废好。

新京报：考了12年觉得值得吗?

刘小平：这些年究竟值不值，可能要等到一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来。我知道，对我来说，考研的路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新京报：这12年遇到过困难吗?

刘小平：去年年初，经济困难，有一个月没吃过肉，但我没和家里人说，从二十多岁开始我就不和家里要钱了。有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叫过去，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了好几层。老太太一层一层打开，最后从里面拿出四百五十块钱，塞给我，让我去吃点好的。

那一刻我觉得悲哀。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没有给母亲买大房子，甚至没买过一件好东西，如果还伸手找老母亲要钱，那真是可耻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现代范进”，你怎么看?

刘小平：这是对我的褒奖。我更愿意称自己为“考研老干部”，老干部也有春天。

有些人觉得我是个“怪人”，其实我真的不是怪人，生活中我很快乐、很幽默。有时候领导看到我在做题，就在一边笑。我说，你不要笑，我们是平等的，我也是干部，我是“考研老干部”。

新京报：如果明年能考上，最想把好消息告诉谁?

刘小平：最想告诉我父亲，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新京报：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考研吗?

刘小平：如果可以重来，我会提高效率，早早考上，绝不会拖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