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日本学会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发展有海派特色的日本研究。

上海市日本学会成立于1985年9月。我是它的第一届会员。1993年起，我从担任秘书长开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这些年来，上海日本学界的同行一直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贯彻汪道涵老市长的指示，弘扬海派日本研究的精气神。

1989年至1990年，我在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担任客座研究员。NIRA理事长、前国土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告诉我，东京有一个名为“汪道涵学校”的学习会，由见过汪道涵先生，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的著名学者组成。主要成员有大和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宫崎勇、日本兴业银行顾问小林实、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调查部长竹内宏等。这是我第一次从日本友人口中了解到汪老在日本的崇高声望。

我担任日本学会秘书长后，多次参加汪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方编译所等单位召开的座谈会，聆听他对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指示。汪老强调，研究日本一定要注意搜集和了解第一手资料，要道听途说不说，人云亦云不云。事实上，汪老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注重调研日本政经动向的典范。在汪老身边工作的葛伟昌同志经常拿一些日本朋友赠送的最新书籍让我们摘译后送汪老。我也去过汪老办公室和医院病房为他讲解日语书籍。根据汪老的建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合著的《冷战以后》、前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所著《日本改造计划》、著名政论家本泽二郎撰写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等日本的畅销书先后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在翻译这些著作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日本政经动向的了解。

汪老强调，上海的日本研究要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发展有海派特色的日本研究。1993年7月13日，汪老亲临上海市日本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语重心长地勉励与会代表要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去把握大的方向，勇于创新，努力提高日本研究的水准。1994年11月19日，汪老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强调，要把日本研究作为一个大课题来对待，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有了解，同时也要注重纵向的发展，善于把握日本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发展脉搏。

1995年夏，我在东京大学进修期间，汪老让一位旅日传媒人带信，要我注意搜集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资料，加强对这部分政治家的跟踪研究。同年10月，我回沪后向汪老汇报了调研的进展。汪老指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现象和日本所处的国内外大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新生代政治家掌控最高权力后，势必会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带来深刻影响。汪老要求我先写好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研究的“总论”。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写好“分论”。他强调，对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研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务求客观、准确。说到兴头上，他随手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下了“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12个字送给我。

正是在汪老的勉励下，我开始了历时6年的调研和写作，终于在2002年夏，将《日本新生代政治家——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一书奉献给了广大读者。（吴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