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以前，当飞行员赵明通过EMS寄出辞职信后，就已经猜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对于每一个计划离职的飞行员来说，剧本早已写好。飞行员申请仲裁、申请诉讼，有时还会被航空公司反诉。通常从劳动仲裁到两级法院的判决，都认定可以解除与航空公司的劳动关系。

然而，结果还是走不掉！

跳槽现实：

赢了所有的官司，还是走不成

2016年12月的一天，有5年多“飞龄”的飞行员赵明，在驾驶空客330飞机结束从成都飞往西宁的飞行任务后，告诉驾驶舱的4个同事，这是最后一班，自己就要辞职了。他还记得，同机组的几个同事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跟他说的是“恭喜你”。

同事的“恭喜”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根据在他之前辞职同行们的“前车之鉴”，赵明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眼前一片黑暗”的路。在赵明身边，飞行员离职成功的例子里，寄出辞职信后往往要花费数年才能真正走成，而且越往后，离职所需的时间越长。

和赵明一样萌生离意的同行还有很多。这个五一节前夕，成都双流法院对外发布的《飞行员离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13年到2017年该院共受理飞行员离职纠纷案件192件，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7年共有87件，较2016年25件增长了两倍以上。成都双流机场，正是在双流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内。这些飞行员离职纠纷案件共涉及六家航空公司159名飞行员。

事实上，赵明的辞职信送达后，马上就有直属领导来劝返，“其实也不缺你们，但是能继续飞还是继续飞。”据赵明的描述，公司领导其实并不在乎他们离职，只是按内部规定的走程序。

一个月后，赵明向四川省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最终裁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赵明依然没有走成。随后，赵明提起诉讼。2017年3月，一审双流法院再一次支持了赵明解除劳动关系的诉求，但航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此案进入二审，到了2017年9月，成都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辞职的时候还没结婚，现在孩子都出生了。”赵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但是自己依然不能在新的航空公司从事飞行工作，时至今日依然是“赋闲”状态。

公司里，和赵明同批提交辞职信的有八十多个人，但中间不断有人放弃并回到公司，最终，他们的离职微信群里只有二十余人。

关键焦点：

“飞行档案”，卡住飞行员脖子

“打完官司，最后还是要回来排队。”王达说。

王达是赵明的同事，除了辞职信比赵明晚递交了四个月，其他流程如出一辙。他所说的“排队”，指的是公司的一个内部规定。

航空公司内部规定设置了“排队等待期”，申请流动飞行员的排队等待期不得少于一年，排队起始时间为双方劳动争议结案之日。这意味着，通过仲裁、诉讼解除劳动合同的飞行员，在双方劳动争议结案后，以法院判决结案为依据，还要回到公司继续走流动程序。

每一次仲裁或判决，都已经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手握判决书，为何还要回公司“排队”？

问题的焦点在于，飞行员在找到新的航空公司后，需要转移飞行技术档案（含飞行记录、飞行执照隶属关系）、安保记录、体检档案才能注册，但老东家往往不肯对这些档案放手，而法院则认为这不属于人事档案的范畴，不支持转移这些档案。

穷尽司法程序，赵明和王达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和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并回到公司规定的“流动程序”，从而获得飞行技术档案的转移。在王达看来，打官司获得判决书确认劳动关系解除，本意是为尽快离职、为后续谈判增加筹码，但是却拉长了离职时间，陷入恶性循环。

在双流法院受理的飞行员离职纠纷案件中，航空公司要求离职飞行员支付的违约金和赔偿费通常在人民币400-700万元之间，其中单案主张金额最大的一起为人民币1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