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脸上刻下的些许皱纹，66岁的濮存昕与舞台上精神抖擞的状态别无二致。

  采访是在9月8日，电影《决胜时刻》北京发布会之后。在这部群星云集的献礼片中，濮存昕是以配角身份参与的。他很久没有参演电影了。当记者提到，他的上一部电影作品距今已近十年光景，“十年了”，濮存昕有些感慨地应了一声。

  是的，近十年间，他将大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舞台。在这方寸之间，他对戏剧有着如痴如醉的执着。

  去年记者也曾在北京人艺的后台采访过他，当时濮存昕正站在退休这一重要人生节点，他更多在扪心自问：“我这辈子做对了没有”。退休之后，濮存昕没有半分松懈，他像一枚匀速旋转的陀螺，不知停歇。他会感慨于岁月飞逝，“这行还没干好，没干对，我就退休了”。而他对未来的期许很简单——能像人艺的前辈那样拒绝浮躁，踏踏实实地演戏。

  “我不适合商业电影”

  《决胜时刻》的监制兼导演黄建新花了两个晚上，打了七个小时的电话，才成功说服濮存昕参演。黄建新特别希望他能来，在他看来，像濮存昕这般具备深厚艺术功力的演员，才能让李宗仁这样的角色立住。

  “历史人物中，我也不知道我像谁。”最初受邀演李宗仁，濮存昕的反应是，怎么演啊？从身高到外形都相差太大了。“李宗仁的个儿很矮，我与他长相相似度也不高，他的眉骨很高，牙床突出。”濮存昕对记者说，“我这张脸比较‘世俗’，大家是把我划到和蔼可亲的范畴里的，演戏的时候怎么让大家有代入感？”

  黄建新记得，当时沟通到第二天，濮存昕说参演的一个条件是，得去医院做一个牙托，如果戴上牙托，在濮存昕看来能有百分之五十的自信。结果濮存昕还真找了一家医院，第四天说他来，“我就知道他戴着牙托来演了。”

  这些年，濮存昕的影视作品寥寥无几，更多的呈现，是他一次又一次在舞台上诠释李白、常四爷等他早已熟络于心的角色。

  他也提到，“我不适合商业电影”。有限的精力，他都集中在舞台上。

  “我60多岁了，演员已经当了三四十年了，逗不了笑了。演电影不做就不做了，我有地方、有舞台、有机会。”舞台上的事，得投入时间，很多演出都是一年前就排好了，几乎把演员接下来的时间都占满。在濮存昕看来，影视作品都是“临时的投入”，接了戏，要跨组、要跑场，“脚踏两只船做不好事儿”。

  然而《决战时刻》对濮存昕而言是有魅力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濮存昕更多的是出于情怀参演。该片讲述了1949年中共中央驻扎香山，在那里指挥渡江战役、会见民主人士、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等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关键瞬间。

  只客串了几天，但他下了不少工夫。濮存昕试着“解密”这个人物，“我要解读历史，解读剧本，解读我自己。我要设身处地，我是李宗仁。”

  深入生活才能演好戏

  形似易，神似难。

  扮演历史人物，除了外形接近，更重要的还是要把握他们的精气神，也就是要研究人物的历史、境况、思想、习性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为了演好李宗仁，濮存昕翻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尽可能地从人物传记中体会他的内心活动，“历史上的这些大人物，无论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都有很多故事。”

  濮存昕认为，别看李宗仁的历史照片中总是神采飞扬的模样，眼睛瞪得圆圆的，“那都是假的、装的，他根本扛不起，但他要做出个姿态来。”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他终于站在（代总统）这个位置上，就要受夹板气，他实际上是一个傀儡。”读透了人物，濮存昕演起来便得心应手。

  《决胜时刻》于9月20日上映。在上映前的小范围放映中，濮存昕的表演已经收到各种赞美之声，认为虽是客串但格外出彩。

  北京人艺的开创者、总导演焦菊隐先生认为，坚持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要求演员们深入生活、立足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演好戏。

  从艺多年，濮存昕总是认真专注为诠释角色做最充分的准备，以期与角色融为一体。

  濮存昕说他的父亲苏民先生特别渴望能在舞台上演鲁迅，甚至从剧院里拿走胡子道具，在街道的理发馆里剃成寸头，黏上胡子，让儿子给他拍照，过了把“饰演鲁迅”的瘾。

  不成想，儿子替他圆了演鲁迅的梦。

  2005年上映的电影《鲁迅》，讲的是鲁迅最后三年的生活。从鲁迅的坐姿、走路的姿态、到拿烟的姿势，濮存昕想要“从头到脚都成为鲁迅”。

  第一次看样片时，濮存昕感觉自己抽烟不像鲁迅。“鲁迅抽烟不把烟圈吐出来，要咽进去，鼻子和嘴不能再吐烟了。”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濮存昕翻出来一根烟抽了，最后体会一下角色。他清楚，接下来要和这个人物告别了，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抽过烟。他还特别申请把饰演鲁迅时身上穿的棉袍留在家里，当做纪念。

  做演员就要敢于出丑

  人艺经典话剧《李白》是濮存昕的代表作之一。“李白”这个人物，他演绎了近三十年。在濮存昕的解读中，李白的人生中最有魅力的形态与经历，其实不是他受宠的前半生。在后半生中，李白报国无门，身陷乱党，他“进又不能，退又不甘”，这种纠结是濮存昕对李白更深的解读与诠释。

  《李白》的导演唐烨说，濮存昕已经和“李白”融为一体。濮存昕更倾向于如此的表述：“李白就是我，我就是李白。其实是李白在塑造我，我特别想像他一样无拘无束。”

  濮存昕说，原本他“很谨慎、按规矩办事”，后来琢磨着，这对演员来说是不行的。“做演员必须有率性，要能够游戏般地去诠释各种各样的演法，要敢于出丑。所以我们要像李白一样真，太好玩了。”

  在外界看来，濮存昕也是个率性而为的人。他常会说“保持真实和本真”“我就是个演员，背台词儿的”。

  他逐渐变得更加通融、更加真实，也更为专注。

  在剧团长大的他，从小耳濡目染着前辈们的求真务实，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他坚信想要做好一件事，必须全心投入，把时间、精力、心思都投入进去。

  多年的舞台经验也使他更加明白，自己还不能够离开舞台，而是要继续把这种责任担下去。“或许是命运或使命感使然，我不能离开舞台，离开了，那口气也不对了”。

  接受采访时，濮存昕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即将上演。因为“流量”演员参演的缘故，该剧的票价一度被炒至过万元。对于“流量”进话剧圈，濮存昕持温和鼓励的态度。

  在“超女”“快男”风靡的年代，他就说，静观其变。在他看来，年轻演员们的相貌是很多人买票的理由，但他们要想做一辈子演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与观众一同成长，“不继续学习是不行的”，如果立志当一辈子演员，应该从“流量”派转变为演技派。

  艺术创作应厚积薄发

  1953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受父亲的影响，濮存昕从小就对表演兴趣浓厚。

  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表演，但濮存昕是在剧团长大的孩子。在他年幼的时候，叔叔阿姨们会手把手教他怎么去表演。平日里，濮存昕也常到排练场泡着，围观各位前辈们的表演。“我讲不出道理来，我也是40岁以后才开始慢慢上道的。但40岁以前，你懵懵懂懂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有用。”

  除了多看多学，濮存昕也保持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他而言，阅读是一辈子也离不开的事情，书一定得看，看到好的东西，一定得抄到本子上。读书、记录，这样的习惯让濮存昕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文学修养。

  在人艺过了大半辈子。他说，做这一行，它的深度、它的高度、它的宽度，使得从事者不能浮躁。耳濡目染中，他清楚，艺术创作应该是厚积薄发，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应该注重自己的修养，包括生活中的学习、自我的修炼、约束。

  濮存昕还提到了自己心中的楷模董行佶老师。董行佶是人艺的优秀话剧演员。他刻苦、勤奋、有追求、有才华，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因为沉迷角色，董行佶患上了抑郁症，得病后，他仍在剧组认真拍摄影片，在《廖仲恺》中成功塑造了廖仲恺的光辉形象，为此荣获了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董行佶前辈对艺术的极致态度，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濮存昕。

  退休这件事给濮存昕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工资走社保，再演戏就得返聘。

  从业几十年，濮存昕一直觉得自己仍未达到好演员的标准，一直觉得在这一行里自己没干好、干对。

  濮存昕对京剧大师梅葆玖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

  人家说：“玖爷，您选的这段不太好。”

  梅葆玖答道：“回家叫好不迟。”

  做演员，应该不争不抢不讨人好，但下了工夫做好自己的本职，让别人好好地琢磨你，从心里头觉得你对，这是濮存昕理想中最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