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正文4月6日，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六国外交高官，在北京参加了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会议的主题为六个国家，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次提出的亚洲命运共
4月6日，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六国外交高官，在北京参加了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会议的主题为“六个国家，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次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开始在实践层面推进。虽然该对话合作机制如何架构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对话事件本身以及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畅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澜沧江、湄公河虽然在名字上有分殊，但从自然地理来讲却是同一条大河。中国有首歌曲叫《我的祖国》，其中的一句唱词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澜沧江－湄公河沿岸的景象，可以借歌词所描绘的来想象，但是这条大河在行政统辖上，却被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所属。不同人群站在不同祖国的立场上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时候，地缘政治塑造下的地缘矛盾便出现了。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可以选择朋友或敌人，但是不能选择邻居，这是不变的法则。对于上述六国来说，主权国家的形成都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主权国家要求国与国的边界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都是垂直的领土分界线。这一点对于从前现代国家迅速转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体来说往往成为问题。
在六国中，中越之间爆发过陆上冲突，至今还存有岛礁争端；越南曾经入侵过柬埔寨，泰国也卷入战争之中；缅甸内部的政府武装与地方武装冲突往往影响到中国和泰国的边境安全。可以说，澜沧江－湄公河虽然在地缘上将六国连接为看似唇齿相依的邻国，但是二战之后，当六国处在真正构建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之时，六国所衡量的首要目标不是唇亡齿寒的命运依存，而是如何降低他国带来的安全威胁。
在后冷战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经济发展问题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地缘上的安全状态推动地缘上的经济共荣，也就成为了诸多国家的共性诉求。但诉求不代表现实，如何突破地缘安全困局一直是东亚地区难以索解的难题。
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实际上首先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也是安全问题，这也是对话合作模式得以成功创立的重要原因。每个国家对于威胁的认知存在着相同点，也存在着不同点，但无论如何，设立良好的对话合作框架，是有助于解决安全困境的。
从目前六国的安全局面来说，大体上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考虑以下三组安全关系的处理，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括个体安全，既包括经济安全也包括政治安全，既包括客观安全也包括主观安全。国家安全是使双边纠纷有在对话机制内寻求平和处理的可能；个体安全是使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能够保障各国公民在该流域从事经济活动的安全。
经济安全是使对话机制能够消弭对于经济威胁尤其是中国威胁的臆测；政治安全是使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机制消除戒心。客观安全是客观认知各国现实存在的涉及到双边或多边的安全问题，主观安全则是使对话能够更大地提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事务的透明度，从而避免对安全威胁的不合实际的猜想。
当区域范围内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被消弭，安全问题不在成为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首要问题，那么可以说，安全共同体基本形成了。这是突破地缘安全困局的重要一步。但要真正地走向经济共荣，则需要向命运共同体推进。
在安全困境下，我们把主权国家看成是利益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但是在命运共同体之下，我们则应该把国家内部的个人或者说人类，重新认为是利益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国家的作用在于推动人的利益的实现，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打破政治边界的束缚，这种观点在西方的学术界被称为社会连带主义。
在东亚，由于各国进入主权国家的里程相对短暂，甚至可以说各国仍处在完全主权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因而目前要求东亚国家像欧盟国家一样，打破主权壁垒，寻求共同命运的推进，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可以将目标局限在主权国家的权力博弈上。因为我们的视野如果不突破现有的局限，那么我们的行动将难以追随时代的脚步。
主权国家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事，在东亚主权国家更只是近百年的事。主权国家在未来甚或也可能被新的政治组织形式所替代。因而从人本身去思考问题，是更为可取的。当我们的地缘命运连接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地缘安全的困局呢？希望澜沧江－湄公河的对话合作机制探索，能够为东亚处理安全问题带来新的思路与实践。
作者任职于中国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联合早报
4月6日，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六国外交高官，在北京参加了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会议的主题为“六个国家，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次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开始在实践层面推进。虽然该对话合作机制如何架构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对话事件本身以及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畅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澜沧江、湄公河虽然在名字上有分殊，但从自然地理来讲却是同一条大河。中国有首歌曲叫《我的祖国》，其中的一句唱词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澜沧江－湄公河沿岸的景象，可以借歌词所描绘的来想象，但是这条大河在行政统辖上，却被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所属。不同人群站在不同祖国的立场上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时候，地缘政治塑造下的地缘矛盾便出现了。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可以选择朋友或敌人，但是不能选择邻居，这是不变的法则。对于上述六国来说，主权国家的形成都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主权国家要求国与国的边界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都是垂直的领土分界线。这一点对于从前现代国家迅速转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体来说往往成为问题。
在六国中，中越之间爆发过陆上冲突，至今还存有岛礁争端；越南曾经入侵过柬埔寨，泰国也卷入战争之中；缅甸内部的政府武装与地方武装冲突往往影响到中国和泰国的边境安全。可以说，澜沧江－湄公河虽然在地缘上将六国连接为看似唇齿相依的邻国，但是二战之后，当六国处在真正构建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之时，六国所衡量的首要目标不是唇亡齿寒的命运依存，而是如何降低他国带来的安全威胁。
在后冷战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经济发展问题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地缘上的安全状态推动地缘上的经济共荣，也就成为了诸多国家的共性诉求。但诉求不代表现实，如何突破地缘安全困局一直是东亚地区难以索解的难题。
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实际上首先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也是安全问题，这也是对话合作模式得以成功创立的重要原因。每个国家对于威胁的认知存在着相同点，也存在着不同点，但无论如何，设立良好的对话合作框架，是有助于解决安全困境的。
从目前六国的安全局面来说，大体上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考虑以下三组安全关系的处理，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括个体安全，既包括经济安全也包括政治安全，既包括客观安全也包括主观安全。国家安全是使双边纠纷有在对话机制内寻求平和处理的可能；个体安全是使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能够保障各国公民在该流域从事经济活动的安全。
经济安全是使对话机制能够消弭对于经济威胁尤其是中国威胁的臆测；政治安全是使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机制消除戒心。客观安全是客观认知各国现实存在的涉及到双边或多边的安全问题，主观安全则是使对话能够更大地提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事务的透明度，从而避免对安全威胁的不合实际的猜想。
当区域范围内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被消弭，安全问题不在成为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首要问题，那么可以说，安全共同体基本形成了。这是突破地缘安全困局的重要一步。但要真正地走向经济共荣，则需要向命运共同体推进。
在安全困境下，我们把主权国家看成是利益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但是在命运共同体之下，我们则应该把国家内部的个人或者说人类，重新认为是利益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国家的作用在于推动人的利益的实现，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打破政治边界的束缚，这种观点在西方的学术界被称为社会连带主义。
在东亚，由于各国进入主权国家的里程相对短暂，甚至可以说各国仍处在完全主权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因而目前要求东亚国家像欧盟国家一样，打破主权壁垒，寻求共同命运的推进，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可以将目标局限在主权国家的权力博弈上。因为我们的视野如果不突破现有的局限，那么我们的行动将难以追随时代的脚步。
主权国家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事，在东亚主权国家更只是近百年的事。主权国家在未来甚或也可能被新的政治组织形式所替代。因而从人本身去思考问题，是更为可取的。当我们的地缘命运连接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地缘安全的困局呢？希望澜沧江－湄公河的对话合作机制探索，能够为东亚处理安全问题带来新的思路与实践。
作者任职于中国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