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正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哲学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行为。因而，中国政府多次表示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哲学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行为。因而，中国政府多次表示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然而，在此进程中，中国也深刻感受到承担国际责任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期待过高与中国自身力量相对有限的矛盾。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复苏乏力之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面临着较大困难，尤其是欧洲在债务危机中深陷泥沼，并继而引发了政治性难题，如关于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的辩论与担忧。在此情境之下，欧洲诸国希望中国能够为它们纾困提供帮助，甚至一些评论还打起了“拯救欧洲”的旗号。
当然，中国在此问题上秉持了“量力而行”的冷静态度，适时适当地为部分欧洲国家应对债务危机提供了支持。可是，这种对于中国过高的期望值与中国的实际能力所形成的极大反差，令部分国家颇感失望，它们甚至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带有政治指向性的选择性行为。同时，部分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也提出了质疑，声称中国应该归入发达国家序列。殊不知，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依然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将中国的主动作为看作是中国攫取大国私利的行为，是一种险恶的“阴谋”。例如，在近期被热炒的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就言之凿凿地表示对亚投行能否在政府管理、环保和社会安全保障等问题上达到国际标准存有担忧，并以此为由劝阻相关国家加入。然而，随着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欧亚盟国的加入，一些外国评论不无沮丧地认为，这是美国外交的重大挫败，从中可以清晰窥探出零和思维的影子。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声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是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谋划。然而，单凭时代背景这一点就能说明这些评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马歇尔计划是在美国倡议下，为了实现其冷战战略而推行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性、选择性与排他性的计划，是处于两极对峙格局下的产物。
如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空前紧密，已经不存在两大阵营、两个市场之争。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已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开放包容的。它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再比如说，在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新亚洲安全观，这是针对于亚洲地区的现状所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倡议，得到了与会国家的高度赞赏。但一些外国评论又将其视作是中国版的亚洲“门罗主义”，其目的是要将美国势力赶出亚洲，并获取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实际上，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存在，并欢迎美国在亚洲地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上述评论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凸显了处于战略敏感期的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如果中国在承担其国际责任时小心翼翼，裹足不前，部分国家便指责中国意在逃避责任，是一个“搭便车”者；如果中国积极主动发挥国际影响力，提出富有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的新倡议、新理念、新方案，并为此身体力行，部分国家又将其视为中国意图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挑战国际秩序之举。
如此看来，中国是进也不易，退亦困难。本质而言，这深刻反映出中国实力发展的不均衡与运用资源的战略能力的欠缺。中国在话语体系、外宣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短板，以至于在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中处于反应式的被动应对之中。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是其主动塑造的结果，而是由西方主流舆论刻画的产物。从这一点上来讲，提升软实力，增强话语权是中国破解其在承担国际责任时两难困境的不二选择。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 未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哲学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行为。因而，中国政府多次表示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然而，在此进程中，中国也深刻感受到承担国际责任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期待过高与中国自身力量相对有限的矛盾。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复苏乏力之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面临着较大困难，尤其是欧洲在债务危机中深陷泥沼，并继而引发了政治性难题，如关于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的辩论与担忧。在此情境之下，欧洲诸国希望中国能够为它们纾困提供帮助，甚至一些评论还打起了“拯救欧洲”的旗号。
当然，中国在此问题上秉持了“量力而行”的冷静态度，适时适当地为部分欧洲国家应对债务危机提供了支持。可是，这种对于中国过高的期望值与中国的实际能力所形成的极大反差，令部分国家颇感失望，它们甚至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带有政治指向性的选择性行为。同时，部分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也提出了质疑，声称中国应该归入发达国家序列。殊不知，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依然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将中国的主动作为看作是中国攫取大国私利的行为，是一种险恶的“阴谋”。例如，在近期被热炒的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就言之凿凿地表示对亚投行能否在政府管理、环保和社会安全保障等问题上达到国际标准存有担忧，并以此为由劝阻相关国家加入。然而，随着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欧亚盟国的加入，一些外国评论不无沮丧地认为，这是美国外交的重大挫败，从中可以清晰窥探出零和思维的影子。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声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是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谋划。然而，单凭时代背景这一点就能说明这些评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马歇尔计划是在美国倡议下，为了实现其冷战战略而推行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性、选择性与排他性的计划，是处于两极对峙格局下的产物。
如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空前紧密，已经不存在两大阵营、两个市场之争。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已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开放包容的。它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再比如说，在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新亚洲安全观，这是针对于亚洲地区的现状所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倡议，得到了与会国家的高度赞赏。但一些外国评论又将其视作是中国版的亚洲“门罗主义”，其目的是要将美国势力赶出亚洲，并获取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实际上，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存在，并欢迎美国在亚洲地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上述评论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凸显了处于战略敏感期的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如果中国在承担其国际责任时小心翼翼，裹足不前，部分国家便指责中国意在逃避责任，是一个“搭便车”者；如果中国积极主动发挥国际影响力，提出富有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的新倡议、新理念、新方案，并为此身体力行，部分国家又将其视为中国意图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挑战国际秩序之举。
如此看来，中国是进也不易，退亦困难。本质而言，这深刻反映出中国实力发展的不均衡与运用资源的战略能力的欠缺。中国在话语体系、外宣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短板，以至于在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中处于反应式的被动应对之中。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是其主动塑造的结果，而是由西方主流舆论刻画的产物。从这一点上来讲，提升软实力，增强话语权是中国破解其在承担国际责任时两难困境的不二选择。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 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