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是中国较早的发祥地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东夷族活动的地方，后被融人华夏部落。据考古证实:距今约6000年，在今境内阳谷、茌平、东阿一带已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人们居住，并能制造多种打制石器和简单的骨器、蚌器等，距今约50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人们聚落在境内的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当时人们已能制造多种多样的陶器，且有彩绘。由发现的阳谷景阳冈和茌平教场铺等文化城址表明:距今约46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境内人口迅速增长，聚落剧增，出现了城群和中心城。景阳冈和教场铺两个文化城，面积均在40万平方米左右，无疑是当时的中心城，景阳冈文化城应是虞舜之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当时，人们已有较高的城垣夯筑技术，已能制造精美的磨光黑陶、蛋壳陶和精致的骨器、蚌器、角器、石器等。尤其值得称道是，当时境内已出现了早期的文字。

  夏商周时期，境域作为原夏舜活动的中心地区，又临近商都，具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从已出土的文物证实，当时人们用于农业生产和治水的工具有石镰、蚌镰、纺轮、骨凿、石铲等，用于日常生活的器具有精美的陶盆、陶罐、陶钵、陶壶以及角锥等。这说明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已有一定水平，社会和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据《盂子》记载，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这不仅表明当时农业耕作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反映了境内先民的思想、生活情况。后来伊尹佐汤灭夏，建立商朝。商代，殷纣王之庶兄微子曾在聊城受封，古聊城有微子城。

  春秋时期，在今鲁西平原上就曾有聊、摄两个城邑。战国时期，聊邑已成为齐国西部的重要城邑，是诸侯争战之地。《左传》说: “聊、摄二城，齐之西鄙也。”此间，聊城出现了全国著名的兵家和高士，也留下了国内军事史上许多典型战例。齐国阿(今阳谷)人孙膑，于齐威王十三年(公元前344)，用围魏救赵、避实击虚法大败魏军于桂陵，又于齐威王十五年(公元前342)以增兵减灶、诱敌探入法大败魏军于马陵，杀死庞涓，于是名扬天下。今境内仍存马陵道古战场遗址，其军事名著《孙膑兵法》流传国内外。

  秦汉时期，封建王朝设郡置县，进行有效治理。国家统一，社会比较稳定，境内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当时，境内各县城已有相当规模，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从出土的文物说明:铁器、铜器、铝器等已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和基本生活用品;工艺品制造水平较高，不仅能制造用于生产、生活的各种陶器，而且能制造观赏价值较高的多姿多彩的陶人物、陶动物等，特别是高唐固河汉墓中出土的陶楼最为杰出，代表了汉代山东陶工的最高水平;由出土的邓庙汉画像石墓中精美的画像证明，当时绘画、雕刻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从史料记载可知:当时，东阿已能生产质地细薄的丝织品，世称“东阿之缣”;人们已较为普遍地利用井水解决灌溉和生活用水问题。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出现了尹齐、周福、乙瑛、谢弼、贾琮、陈宫、张邈等一批名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境内战乱频繁，民众深受其害。三国时期，曹操曾率军多次到境内镇压黑山和黄巾农民起义军;同时，曹操与袁绍、孙权、刘备之间，争权夺利，也多次在境内交战。两晋时期，汲桑、石勒在茌平起义后，曾与苟浠在境内交战数次;同时，后燕之主慕容垂在称王为帝期间，为追击叛将吴深、平观和燕太子洗马温祥，曾多次向境内进军。南北朝时期，南朝宋著名武将檀道济与魏将安平公乙旃眷曾大战于鲁西。当局部统一后，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事业均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曹植在《社颂序》中称其封地东阿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弟”，可见当时农业生产恢复后的盛况。这一时期，境内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兵家、文学家和医学家。

  隋、唐、五代至宋元时期，聊城先后为博州和东昌路总管府治所，为今之鲁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诏发民工百余万，开境内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交通、水利之便，促进了境内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大运河为南北交通动脉，临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国家在此建有大码头和大型粮仓。有“沙丘古渡”之称。南北物资贸易畅通，文化、交通加强，促进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和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也是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尤其是教育文化事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始建于宋代的聊城铁塔，塔身全用生铁仿木构分层铸造，造型典雅，雕饰古朴，证明当时聊城冶金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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