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部分委员和代表认为，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职能衔接上存在漏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沟通。修法时应明确细化各部门责任，实行监管责任终身制。

  　分段监管权责不明 农产品、食品管理边界待明晰

  　全国人大代表鲍家科说，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采取了部门分段监管的模式，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职能衔接上存在漏洞，容易出现相互的推诿和监管的空白地带。

  　对此，董中原委员建议，应明确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是制定规则、实施和指导地方监管的唯一、全面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比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如果边界不清，就可能出现重复监管或者检测的空当。”蒋巨峰委员认为。

  　不少委员指出，修法时应做好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衔接。刘振伟委员认为，“我们过去的管理体制是分段管理，当然现在有一些整合，但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的界限实践中不是很清楚，管理的边界也不是完全清晰。”

  　洪毅委员说，第一章第2条中只是把生产环节和经营环节纳入了食品安全的范围，没有把食品安全的源头环节纳入进去，只是提出了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期产品，也就是食用农产品的质量管理，按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法有关规定来监管的，没有将两部法律有效地衔接起来，统筹考虑。

  　落实地方官员责任

  　实行监管责任终身制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邵宁说,这次修改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对政府的追责。“如第141条之后基本都是新增加的内容，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风险也很大。”“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责任在行业规范、行业管理以及食品安全的监管。“政府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也要承担起责任，要实行监管责任终身制。”在昨天的审议中，梁胜利委员指出。

  　苏晓云委员认为，应强化责任追究，地方的行政长官应该对地方的食品安全负全责。“当然不只是一个主要领导负责的问题，管理单位、生产单位、执法主体该负什么责任，都应该明确，应该强化。”

  　草案进一步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但白志健、黄润秋等多位委员认为仍然不足以震慑违法企业，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赵静建议取消罚款最高上限。

  　基层存在监管盲点

  　宜建立由下而上的问责制

  　罗亮权委员说，不少生产经营者见利忘义，加之地方政府和部门监管脱节不到位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大公害。“建议省、州、县都要建立一支食品安全执法队伍，有人专管查处工作。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没有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要求，在执法中有失职渎职的，也要追究食品监督部门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任茂东委员在就食品安全法所做的调研中发现，部分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在工作中存在“三重三轻”的问题：“重审批轻管理，重形式上的检查轻实质的检查，重罚款轻服务。”为此，任茂东委员建议，建立由下而上的问责制。“应增加规定，消费者或者其委托人、或律师有权追究管理者的民事责任。不仅追究企业的责任，同时追究监管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

  　龙超云委员说，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建议将修订草案第6条第一款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把基层政府包括在内。

  　对话

  　地方官员：监管划分不明易引起部门“扯皮”

  　赵静（以下简称“赵”），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福建省副主委、漳州市主委，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07年到2011年曾分管漳州市食品安全工作。

  　北青报：您在分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赵：多头管理，体制不畅。特别是遇到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部门之间职能范围的界定问题就尤为突出。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全国大范围出现“瘦肉精”案件，我们做专项整治的时候，曾重点抓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查问题的时候遭遇过部门之间的“扯皮”现象。

  　后来我们参照着中编办的《机关单位的三定方案》去追责，由于其中明确瘦肉精归农业部门管理，这样才把关系理顺。

  　这次修订方案里讲到检测检疫的话题，有些委员提出到县一级整合资源，这个到现实中操作难度其实很大。比如检验检疫部门、海关是“条条”，农业部门归在地方，那么这些检测结果、信息如何互通？如果食品生产企业样品送检，送检也是要钱的，那么这部分经费从哪里出也是一个问题。

  　北青报：问责一般都走什么程序？

  　赵：按照修订草案的规定，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总体归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如果地方出现了食品安全事件，可能会从市一级、县一级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层面出发，再到政府的分管领导，大概是这样一个追责过程。

  　北青报：如何看待这次修订中加大对政府的追责力度问题？

  　赵：我个人认为，修订草案里对经营主体的处罚力度还不够，不太符合“最严格”这个说法。对于政府部门有关责任人的表述还比较清楚。

  　草案里加大对官员的追责力度，我觉得能起到警示作用。起码从源头抓起，先敲警钟，符合“预防为主”这样一个原则。这对每一个负责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有了这部法，对于责任的界定更明确，可以让官员更有责任意识。文/本报记者 桂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