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农民的声音
信息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时间:2014/3/10 15:22:00 阅览:528人次
当前,大众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渠道。虽然现在是一个社会化媒体的时代,微博已经成为很多人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载体,但是《人民日报》作为传统媒体,同时也是党中央机关报,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依旧是巨大的,其主流媒体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本文通过人民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以“农民”作为关键词,搜索到2012 年《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共计278 篇,去掉其中重复的5 篇报道,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共计273 篇。本文旨在考察我国主流媒体对农民的报道中,农民话语在整个国家话语体系中所居的位置。
在对《人民日报》的农民报道的分析中,笔者也分析了新闻文本中的消息来源和发言者,以窥探报纸在对农民的报道中所持有的观点以及所表现的社会权力关系。
为精英话语作注角
在分析样本中,大部分新闻文本的消息来源是各级党委干部,即使有来自田间地头的访问,也是为了歌颂党的政策和利民措施,是精英话语的注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北京首位农民“退休”开领养老金》,2012 年10 月23 日)
“我没想到能被选为十八大代表。十八大就要召开了,这可是咱党和国家的大事,我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我能力不大,得加倍努力,养好我的猪,把捐资助学这个事做得更好。”毕腊英说。(《山西晋城高平市伯方村农民毕腊英 我助学,我快乐》,2012 年10 月22 日)
山东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肖培强介绍,目前,山东省的农村专业合作社由初期的“几统一”服务向产加销全面联合、一体化经营发展……(《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量质齐升,产销一体化为主要形式的合作社已超60%,带动入社农户增收20% “小舢板”变身“大舰船”》,2012 年10 月14 日)
柏乡粮库主任尚金锁认为,粮库不是赚钱的机器,而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组织。(《柏乡粮库为农民提供贴身服务 农民心中的“放心粮库”》,2012 年10 月14 日)
太平洋保险江阴支公司综合科科长计红表示,“新农合”大病补充保险目前覆盖所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参保人员每人每年50 元,全市2 万多名低保群众全部实行免费参保。(《“新农合”为主、大病医疗救助和补充保险为辅 江阴三位一体缓解农民看病贵》,2012 年9 月25 日)
“供电公司安装的‘井井通’排灌装置,太方便了。”(《山东冠县农民拿张卡片,抬抬胳膊就把地浇了 智能排灌“井井通”》,2012 年5 月6 日)
除了大量直接引语外,新闻报道中也有大量的间接引用。记者在引用被采访对象的话语时,一方面是为了把保留对方话语中的语言习惯、框架和说话方式,同时也在新闻报道中把这些话语纳入记者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文本框架中;另一方面,由于直接引用他人的话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原有话语的韵味。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在新闻报道中被直接引用的话语是各级党委干部、商业领袖、领导致富的带头人等说的话。通常,如果新闻文本中有农民在田间地头的发声,往往也是为了平衡新闻报道的偏向,或者为新闻报道的主题提供佐证,为党的惠民政策现身说法。而新闻报道中真正起支配性作用的是其中握有话语权的人。
被典型人物代言
除了作为精英话语的注脚之外,在新闻报道中,农民也成了典型人物的陪衬。
《种粮农民的贴心人—— 梅思雪(十八大代表风采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郭凤莲——公路村村通 农民都说好( 我看十年)》、《朱有勇——农民喜爱的田头院士( 走近基层代表)》、《平民本色真汉子(十八大代表风采录)——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伯塘村农民谭良才》等新闻报道中,有新闻人物之间的对话,从中可以解读出典型人物与农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动关系不是平等的,新闻文本为了突出新闻人物的贡献,不惜矮化农民的形象。
在以上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中,他们高高在上,引导、引领农民“致富”,并带领他们走向新的生活,为农民解读政府的政策,并瞻望未来,是农民生活的引导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农民自己的原创精神、努力奋斗改变生活的自觉意识。同时,在这种精英话语体系中,农民仅仅被引导、被忧虑,而农民自己却迷茫、无知,“看林业老板发财,农民不高兴了,纷纷‘献策’:封路不让运木头,暗地里破坏林子,甚至放火烧山。”(《农民为何要求提前收回流转土地( 话说新农村)》,2012 年5 月6 日)。即使农民已经脱贫致富,也是因政策富农,与个人努力毫无干系。
被定义的生活新模式
农民的生活在今天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也通过媒体表达了致富之后的喜悦心情。在这些新闻文本中,不难发现这一现象,但是笔者也发现,这些新闻报道其实是在为农民重新定义新生活。在《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从理财、产业和集体物业等方面给予帮助 失地农民找到发展新靠山(倾听·行进中的基层回声)》中,长沙市岳麓区区委书记认为拆迁是“幸福生活的新起点”。但是,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在失去土地之后,农民如何可持续地维持自己的生活,政府如何保障这些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
通过对这些新闻文本的分析,我们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已经被裹挟进了整个全球化的体系中,消费主义的理念也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之中,产业、生产和消费成为农民报道的关键词。对如何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新闻报道把焦点对准“农二代”,激发他们的消费能力,并出谋划策让“农二代”成为消费的主力军,消费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对样本的分析,笔者发现,农民话语被纳入到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群体的话语体系,并淹没于这些精英话语之中。在典型人物的报道中,农民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群体所取得成绩的陪衬,也成为政府政策法规的最好注脚。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社会中,而且在主流媒体中,农民依旧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即使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沦为社会精英话语体系的附属品。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来源:青年记者
本文通过人民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以“农民”作为关键词,搜索到2012 年《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共计278 篇,去掉其中重复的5 篇报道,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共计273 篇。本文旨在考察我国主流媒体对农民的报道中,农民话语在整个国家话语体系中所居的位置。
在对《人民日报》的农民报道的分析中,笔者也分析了新闻文本中的消息来源和发言者,以窥探报纸在对农民的报道中所持有的观点以及所表现的社会权力关系。
为精英话语作注角
在分析样本中,大部分新闻文本的消息来源是各级党委干部,即使有来自田间地头的访问,也是为了歌颂党的政策和利民措施,是精英话语的注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北京首位农民“退休”开领养老金》,2012 年10 月23 日)
“我没想到能被选为十八大代表。十八大就要召开了,这可是咱党和国家的大事,我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我能力不大,得加倍努力,养好我的猪,把捐资助学这个事做得更好。”毕腊英说。(《山西晋城高平市伯方村农民毕腊英 我助学,我快乐》,2012 年10 月22 日)
山东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肖培强介绍,目前,山东省的农村专业合作社由初期的“几统一”服务向产加销全面联合、一体化经营发展……(《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量质齐升,产销一体化为主要形式的合作社已超60%,带动入社农户增收20% “小舢板”变身“大舰船”》,2012 年10 月14 日)
柏乡粮库主任尚金锁认为,粮库不是赚钱的机器,而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组织。(《柏乡粮库为农民提供贴身服务 农民心中的“放心粮库”》,2012 年10 月14 日)
太平洋保险江阴支公司综合科科长计红表示,“新农合”大病补充保险目前覆盖所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参保人员每人每年50 元,全市2 万多名低保群众全部实行免费参保。(《“新农合”为主、大病医疗救助和补充保险为辅 江阴三位一体缓解农民看病贵》,2012 年9 月25 日)
“供电公司安装的‘井井通’排灌装置,太方便了。”(《山东冠县农民拿张卡片,抬抬胳膊就把地浇了 智能排灌“井井通”》,2012 年5 月6 日)
除了大量直接引语外,新闻报道中也有大量的间接引用。记者在引用被采访对象的话语时,一方面是为了把保留对方话语中的语言习惯、框架和说话方式,同时也在新闻报道中把这些话语纳入记者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文本框架中;另一方面,由于直接引用他人的话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原有话语的韵味。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在新闻报道中被直接引用的话语是各级党委干部、商业领袖、领导致富的带头人等说的话。通常,如果新闻文本中有农民在田间地头的发声,往往也是为了平衡新闻报道的偏向,或者为新闻报道的主题提供佐证,为党的惠民政策现身说法。而新闻报道中真正起支配性作用的是其中握有话语权的人。
被典型人物代言
除了作为精英话语的注脚之外,在新闻报道中,农民也成了典型人物的陪衬。
《种粮农民的贴心人—— 梅思雪(十八大代表风采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郭凤莲——公路村村通 农民都说好( 我看十年)》、《朱有勇——农民喜爱的田头院士( 走近基层代表)》、《平民本色真汉子(十八大代表风采录)——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伯塘村农民谭良才》等新闻报道中,有新闻人物之间的对话,从中可以解读出典型人物与农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动关系不是平等的,新闻文本为了突出新闻人物的贡献,不惜矮化农民的形象。
在以上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中,他们高高在上,引导、引领农民“致富”,并带领他们走向新的生活,为农民解读政府的政策,并瞻望未来,是农民生活的引导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农民自己的原创精神、努力奋斗改变生活的自觉意识。同时,在这种精英话语体系中,农民仅仅被引导、被忧虑,而农民自己却迷茫、无知,“看林业老板发财,农民不高兴了,纷纷‘献策’:封路不让运木头,暗地里破坏林子,甚至放火烧山。”(《农民为何要求提前收回流转土地( 话说新农村)》,2012 年5 月6 日)。即使农民已经脱贫致富,也是因政策富农,与个人努力毫无干系。
被定义的生活新模式
农民的生活在今天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也通过媒体表达了致富之后的喜悦心情。在这些新闻文本中,不难发现这一现象,但是笔者也发现,这些新闻报道其实是在为农民重新定义新生活。在《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从理财、产业和集体物业等方面给予帮助 失地农民找到发展新靠山(倾听·行进中的基层回声)》中,长沙市岳麓区区委书记认为拆迁是“幸福生活的新起点”。但是,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在失去土地之后,农民如何可持续地维持自己的生活,政府如何保障这些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
通过对这些新闻文本的分析,我们也发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已经被裹挟进了整个全球化的体系中,消费主义的理念也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之中,产业、生产和消费成为农民报道的关键词。对如何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新闻报道把焦点对准“农二代”,激发他们的消费能力,并出谋划策让“农二代”成为消费的主力军,消费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对样本的分析,笔者发现,农民话语被纳入到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群体的话语体系,并淹没于这些精英话语之中。在典型人物的报道中,农民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群体所取得成绩的陪衬,也成为政府政策法规的最好注脚。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社会中,而且在主流媒体中,农民依旧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即使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沦为社会精英话语体系的附属品。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来源: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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