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从姥爷的“补丁裤”到外孙的“限量版”
信息来源:新华网山东站 时间:2018/12/25 10:25:00 阅览:213人次
一家三代·姥爷
“补丁裤”舍不得穿坏 “千层底”珍藏了40年
1968年,孙世勇、曹允慰从山师大体育系毕业了。1969年,他们先是被分配到莱西农场锻炼,1970年初又携手来到聊城。两颗相爱的心,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路有多艰难,他们始终有彼此的爱相伴。
来到聊城的第一站是冠县辛集区代里庄公社(现为冠县范寨镇代里庄村)。1970年年底,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当天,正是24节气中的大雪,因此取名为孙雪。此后,孙世勇、曹允慰夫妇被调到冠县工作。
当时,冠县是棉花种植基地,当地人自己织棉布做衣穿,虽不至于“丰衣足食”,但相对宽裕。而对外来的孙世勇、曹允慰夫妇来说,布料就相当紧缺了。
“我们俩一年分配的布票,只能够做一件衣服的,给她或给我,只能匀给一个人。”孙世勇说,没有办法,一条裤子只能“仔仔细细地穿,小心再小心,真心地舍不得穿坏”。
时间长了,磨损是免不了。于是,裤子的膝盖、臀部等处自然会出现破洞。手巧的曹允慰,便一个洞又一个洞地缝补。久而久之,满裤子上都是补丁。穿到最后,“补丁裤”也舍不得扔掉,还要改做成孩子穿的小衣服。
1973年,聊城师范专科学校要办体育专业班。于是,学习体育专业的孙世勇1973年春天被调到聊城任教。1974年,随着他们的小女儿出生,曹允慰也从冠县调到聊城,一家人终于团聚。
那时候,冬天格外寒冷。而教体育的孙世勇,天天在室外活动。曹允慰看着心疼,多方筹措材料,给丈夫做了第一双“千层底棉鞋”。孙世勇一穿出去这双鞋,就引来了学生一致的嘲笑:不仅鞋帮子“奇丑”,两只鞋还不对称。但,孙世勇不以为羞,真心地感觉暖和又美观。
事后不久,学生统一回家的日子到了。返校时,有十几名学生,每人一双,送给了孙老师一堆“千层底棉鞋”。这情景,让孙世勇一时无法招架,就像饥饿的人突然有了吃不完的面包。
“除了自己穿,我还给远在青岛的父亲寄了一双。”孙世勇说,这让他非常感动,至今仍珍藏着一双,作为永远的纪念。
一家三代·女儿
穿上定做的“海军衫” 街头迷倒男青年
饥贫总会慢慢远去,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在孙雪的记忆中,相比父母,她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从童年开始,因为父母都有工资,她的穿着一直相对“洋气”,并一次次引领“时尚”。
上世纪80年代初,她上小学时穿了一件“呢料”外套。这可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一听说是“呢料”的,包括老师,还有一众小伙伴,围着她左看右看,稀罕得很。那时,人们很少接触这种,穿的衣服多是绿军装,或拿一种涤卡布自己做的。
还是在小学,母亲曾给她做过一件连衣裙。下半身是碎花布做的,上半身是白色的确凉布做的,还用红线绣了一个小狗的图案,精致而洋气。当时“褂叉加半裙”是女生夏天的标配,连衣裙只能停留在想象中。当看到孙雪穿着站在身边时,众多小女生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孙雪说,她在穿着上之所以相对“洋气”,被同学羡慕,除了家庭生活条件相对改善,更多还是来自于母亲的心灵手巧,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最美的衣装。
当时间的车轮驶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条件进一步提升。孙雪也已经成长为一名女青年,亭亭玉立,时尚漂亮。1991年刚刚参加工作,她就订阅了杂志《上海服饰》。除了翻阅,她时而还照着上面的模特定做衣服,海军衫套装就是其一。
穿上海军衫,外扎黑色皮腰带,留着高高耸起的“鸡冠刘海”发型,孙雪就是那个时代聊城“最潮女青年”,每每走在街头,都赢得众多男青年超高“回头率”。
一家三代·外孙
一双鞋动辄两三千 最爱的是“限量版”
1997年,这一家有了第三代,孙雪的儿子王居易出生了。
此时,和城市大多数家庭一样,这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堪称“丰衣足食”,无须再为吃穿而愁。祖辈、父辈当年的艰辛、拮据,小居易从来没有机会感受。
只是,因为生活太好,小居易发育得太快,初中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到了高中时身高达到了一米九。孙雪的另一种烦恼随之而来,怎么给儿子买到合适的衣服。儿子高中时去美国交流学习,她嘱托儿子,那里兴许有加大款的;她去黑河旅游,特意留心,给儿子买了几件加大款的衣服。
孙雪说,如今,儿子已经上了大学,衣服大都由他自己买。虽然条件允许,但他节俭朴素,不刻意追求名牌,平时爱穿运动装。
孙世勇的另一名外孙小胥正在上高中,家庭条件同样不错。其穿戴上的爱好大都能得到满足,一双鞋动辄两三千元,NBA球星的“限量版”更是其最爱。
从孙世勇“补丁加补丁”的寒酸,到孙雪稍用心思就可引流潮流,直至小胥对“限量版”的偏爱,这是一家三代人的“青春衣着”变迁,这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改变百姓生活的缩影。
爱美的朱女士
以前“接力”穿 如今“穿不完”
今年62岁的朱女士回忆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群众的各项生活用品都是由国家统一进行计划供应的,每人每年的布、棉都是定量发票的,买毛巾、背心等都需要布票,结婚买棉被则需要更多。
当时,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说。老大穿过的衣服给老二穿,老二穿着小了,再给老三穿,老三穿不了了,再改改给老四穿。
朱女士记得,在70年代,做个平纹的衣服也是最时髦的服装。有一次,表弟去她家,穿的就是从别人家借的有红花的衣服,到现在她还保留着当时的照片。
当时衣服款式以及颜色也很单一,男装以中山装等为主,女装也就是花格布,裙子是很少见到的。老人则是大襟褂子、老棉袄,布都是自家的土织布,甚至脚上的鞋和袜子也都是自家做的。这些手艺一辈一辈传下来,全部都是手工活,不像现在全是自动化的流水线。
朱女士说,西装流行时,男士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但用料多是很薄的化纤面料,穿和脱时会发出“喳喳”的放电声,有时还会电到人,并且穿一阵后便皱皱巴巴的,用熨斗也熨不平。
虽然西装面料不好,但平时也是舍不得穿,要到逢年过节时才穿上撑撑门面。都说西装革履,那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搭配,里面不是搭配衬衫和领带,而是鸡心领毛衣等,甚至有的还穿着球鞋或布鞋。如果口袋里再装一些随身物品,穿起来就会鼓鼓囊囊的。这样的穿法,今天看来会让人笑掉大牙,可在当时算是时髦,没有人会笑话。
上世纪80年代,用布票的时代成了历史,以往被认为了不起的西装革履,也是特别寻常的装束了。
她说,2000年以后,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老百姓突然发现,不再发愁没衣服穿,而是发愁衣柜塞不下了——每家都会有几件买来后就没拆封的新衣。服装面料向真丝、羊毛等转变,款式开始讲究时尚个性。
办学的杜秀云
缝纫技术活 当年“来钱快”
聊城服装专修学院,前身为成立于1982年的聊城新区缝纫学校,2002年被省教育厅正式批准为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试点院校。学院创始人、院长杜秀云女士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山东省第九届、十届人大代表,高级服装设计师。
从个体裁缝、服装培训,到办厂制衣、开办学校,杜秀云全程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聊城人穿着的变化。
谈起如何走上“服装”这条路,杜秀云回忆说,上世纪70年初,她高中毕业后进入地区科协成立的微生物实验厂工作。1979年,生性不安分的她打算单干。她发现,有人用地排车拉着一台缝纫机和一张三合板,在街上接活儿,几天的收入比一个月工资还要高,是个“来钱快的活儿”。
于是,杜秀云借了800元钱交了学费,学了服装裁剪技术,并购置了缝纫机、甩干机等。1980年开始,聊城街头就多了一个做裁缝的身影。
干了半年,杜秀云接到的活儿就像小山一样了,招了两个徒弟,还是干不完。当年春节前回家,她有了个办培训班的想法。
说干就干,杜秀云自己刻印资料、发广告,短短几天,便有60多人报名。正月初五,在杜秀云老家于集的一间破房子里,她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到1982年下半年,这里已形成200多人的规模。1986年规模再次扩大,上千人跟她学习服装裁剪技术。
1986年4月,在有关部门的建议下,杜秀云把自己的服装事业搬到开发区。她说,当年这些学生积极性很高,即使睡在麦秸上也不在乎。
杜秀云说,近年来,由于设备、技术、工艺等改进,服装行业发生重大变革,人们的衣着也随之发生极大变化,以前讲究板正,比如中山装、军干服等,后来注重休闲,喇叭裤、小筒裤、脚蹬裤成为潮流,如今喜欢轻快,各式各样都有,只要舒适性好就有市场。(策划统筹 孙文华 赵宗锋 采访执行 林志滨 张目伦)
“补丁裤”舍不得穿坏 “千层底”珍藏了40年
1968年,孙世勇、曹允慰从山师大体育系毕业了。1969年,他们先是被分配到莱西农场锻炼,1970年初又携手来到聊城。两颗相爱的心,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路有多艰难,他们始终有彼此的爱相伴。
来到聊城的第一站是冠县辛集区代里庄公社(现为冠县范寨镇代里庄村)。1970年年底,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当天,正是24节气中的大雪,因此取名为孙雪。此后,孙世勇、曹允慰夫妇被调到冠县工作。
当时,冠县是棉花种植基地,当地人自己织棉布做衣穿,虽不至于“丰衣足食”,但相对宽裕。而对外来的孙世勇、曹允慰夫妇来说,布料就相当紧缺了。
“我们俩一年分配的布票,只能够做一件衣服的,给她或给我,只能匀给一个人。”孙世勇说,没有办法,一条裤子只能“仔仔细细地穿,小心再小心,真心地舍不得穿坏”。
时间长了,磨损是免不了。于是,裤子的膝盖、臀部等处自然会出现破洞。手巧的曹允慰,便一个洞又一个洞地缝补。久而久之,满裤子上都是补丁。穿到最后,“补丁裤”也舍不得扔掉,还要改做成孩子穿的小衣服。
1973年,聊城师范专科学校要办体育专业班。于是,学习体育专业的孙世勇1973年春天被调到聊城任教。1974年,随着他们的小女儿出生,曹允慰也从冠县调到聊城,一家人终于团聚。
那时候,冬天格外寒冷。而教体育的孙世勇,天天在室外活动。曹允慰看着心疼,多方筹措材料,给丈夫做了第一双“千层底棉鞋”。孙世勇一穿出去这双鞋,就引来了学生一致的嘲笑:不仅鞋帮子“奇丑”,两只鞋还不对称。但,孙世勇不以为羞,真心地感觉暖和又美观。
事后不久,学生统一回家的日子到了。返校时,有十几名学生,每人一双,送给了孙老师一堆“千层底棉鞋”。这情景,让孙世勇一时无法招架,就像饥饿的人突然有了吃不完的面包。
“除了自己穿,我还给远在青岛的父亲寄了一双。”孙世勇说,这让他非常感动,至今仍珍藏着一双,作为永远的纪念。
一家三代·女儿
穿上定做的“海军衫” 街头迷倒男青年
饥贫总会慢慢远去,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在孙雪的记忆中,相比父母,她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从童年开始,因为父母都有工资,她的穿着一直相对“洋气”,并一次次引领“时尚”。
上世纪80年代初,她上小学时穿了一件“呢料”外套。这可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一听说是“呢料”的,包括老师,还有一众小伙伴,围着她左看右看,稀罕得很。那时,人们很少接触这种,穿的衣服多是绿军装,或拿一种涤卡布自己做的。
还是在小学,母亲曾给她做过一件连衣裙。下半身是碎花布做的,上半身是白色的确凉布做的,还用红线绣了一个小狗的图案,精致而洋气。当时“褂叉加半裙”是女生夏天的标配,连衣裙只能停留在想象中。当看到孙雪穿着站在身边时,众多小女生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孙雪说,她在穿着上之所以相对“洋气”,被同学羡慕,除了家庭生活条件相对改善,更多还是来自于母亲的心灵手巧,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最美的衣装。
当时间的车轮驶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条件进一步提升。孙雪也已经成长为一名女青年,亭亭玉立,时尚漂亮。1991年刚刚参加工作,她就订阅了杂志《上海服饰》。除了翻阅,她时而还照着上面的模特定做衣服,海军衫套装就是其一。
穿上海军衫,外扎黑色皮腰带,留着高高耸起的“鸡冠刘海”发型,孙雪就是那个时代聊城“最潮女青年”,每每走在街头,都赢得众多男青年超高“回头率”。
一家三代·外孙
一双鞋动辄两三千 最爱的是“限量版”
1997年,这一家有了第三代,孙雪的儿子王居易出生了。
此时,和城市大多数家庭一样,这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堪称“丰衣足食”,无须再为吃穿而愁。祖辈、父辈当年的艰辛、拮据,小居易从来没有机会感受。
只是,因为生活太好,小居易发育得太快,初中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到了高中时身高达到了一米九。孙雪的另一种烦恼随之而来,怎么给儿子买到合适的衣服。儿子高中时去美国交流学习,她嘱托儿子,那里兴许有加大款的;她去黑河旅游,特意留心,给儿子买了几件加大款的衣服。
孙雪说,如今,儿子已经上了大学,衣服大都由他自己买。虽然条件允许,但他节俭朴素,不刻意追求名牌,平时爱穿运动装。
孙世勇的另一名外孙小胥正在上高中,家庭条件同样不错。其穿戴上的爱好大都能得到满足,一双鞋动辄两三千元,NBA球星的“限量版”更是其最爱。
从孙世勇“补丁加补丁”的寒酸,到孙雪稍用心思就可引流潮流,直至小胥对“限量版”的偏爱,这是一家三代人的“青春衣着”变迁,这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改变百姓生活的缩影。
爱美的朱女士
以前“接力”穿 如今“穿不完”
今年62岁的朱女士回忆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群众的各项生活用品都是由国家统一进行计划供应的,每人每年的布、棉都是定量发票的,买毛巾、背心等都需要布票,结婚买棉被则需要更多。
当时,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说。老大穿过的衣服给老二穿,老二穿着小了,再给老三穿,老三穿不了了,再改改给老四穿。
朱女士记得,在70年代,做个平纹的衣服也是最时髦的服装。有一次,表弟去她家,穿的就是从别人家借的有红花的衣服,到现在她还保留着当时的照片。
当时衣服款式以及颜色也很单一,男装以中山装等为主,女装也就是花格布,裙子是很少见到的。老人则是大襟褂子、老棉袄,布都是自家的土织布,甚至脚上的鞋和袜子也都是自家做的。这些手艺一辈一辈传下来,全部都是手工活,不像现在全是自动化的流水线。
朱女士说,西装流行时,男士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但用料多是很薄的化纤面料,穿和脱时会发出“喳喳”的放电声,有时还会电到人,并且穿一阵后便皱皱巴巴的,用熨斗也熨不平。
虽然西装面料不好,但平时也是舍不得穿,要到逢年过节时才穿上撑撑门面。都说西装革履,那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搭配,里面不是搭配衬衫和领带,而是鸡心领毛衣等,甚至有的还穿着球鞋或布鞋。如果口袋里再装一些随身物品,穿起来就会鼓鼓囊囊的。这样的穿法,今天看来会让人笑掉大牙,可在当时算是时髦,没有人会笑话。
上世纪80年代,用布票的时代成了历史,以往被认为了不起的西装革履,也是特别寻常的装束了。
她说,2000年以后,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老百姓突然发现,不再发愁没衣服穿,而是发愁衣柜塞不下了——每家都会有几件买来后就没拆封的新衣。服装面料向真丝、羊毛等转变,款式开始讲究时尚个性。
办学的杜秀云
缝纫技术活 当年“来钱快”
聊城服装专修学院,前身为成立于1982年的聊城新区缝纫学校,2002年被省教育厅正式批准为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试点院校。学院创始人、院长杜秀云女士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山东省第九届、十届人大代表,高级服装设计师。
从个体裁缝、服装培训,到办厂制衣、开办学校,杜秀云全程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聊城人穿着的变化。
谈起如何走上“服装”这条路,杜秀云回忆说,上世纪70年初,她高中毕业后进入地区科协成立的微生物实验厂工作。1979年,生性不安分的她打算单干。她发现,有人用地排车拉着一台缝纫机和一张三合板,在街上接活儿,几天的收入比一个月工资还要高,是个“来钱快的活儿”。
于是,杜秀云借了800元钱交了学费,学了服装裁剪技术,并购置了缝纫机、甩干机等。1980年开始,聊城街头就多了一个做裁缝的身影。
干了半年,杜秀云接到的活儿就像小山一样了,招了两个徒弟,还是干不完。当年春节前回家,她有了个办培训班的想法。
说干就干,杜秀云自己刻印资料、发广告,短短几天,便有60多人报名。正月初五,在杜秀云老家于集的一间破房子里,她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到1982年下半年,这里已形成200多人的规模。1986年规模再次扩大,上千人跟她学习服装裁剪技术。
1986年4月,在有关部门的建议下,杜秀云把自己的服装事业搬到开发区。她说,当年这些学生积极性很高,即使睡在麦秸上也不在乎。
杜秀云说,近年来,由于设备、技术、工艺等改进,服装行业发生重大变革,人们的衣着也随之发生极大变化,以前讲究板正,比如中山装、军干服等,后来注重休闲,喇叭裤、小筒裤、脚蹬裤成为潮流,如今喜欢轻快,各式各样都有,只要舒适性好就有市场。(策划统筹 孙文华 赵宗锋 采访执行 林志滨 张目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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