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博士查黑帮 深入虎穴一探究竟

清华博士查黑帮，深入虎穴一探究竟。黑帮指社会上暗中活动的犯罪团伙和其他反动集团或其成员。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黑帮”一词主要指走资派，有时也泛指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清华博士查黑帮，所谓的黑社会，是指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有一套与法律秩序相悖的地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集合。雅称为江湖、绿林、黑帮。

以不正当、恶意手段自行犯罪、聚众犯罪，或者教诱他人犯罪等种种不法方式，而获取利益的一个结构体，但实际上黑社会并非一个统一的团体。而“黑社会渠道”通常被称为“黑道”。这种组织团伙具有暴力性，犯罪性，团体性。

清华博士查黑帮，天色已经很晚，汪建华走进饭店，他要在这里见一个警察。人早已经来齐，只差他一个。见汪建华进门，警察站起身，开始向他介绍同席的人：黑帮头目，以及他的小弟们。这让汪建华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警察，黑帮，清华社会学博士，坐在了一张饭桌前。

2013 年，汪建华在珠三角开始了对农民工与帮派的研究。半年的调查访问后，汪建华写成了一篇1万1千字的论文。2014年12月16号，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报告。汪建华的调查，与其他青年学者关于工会、NGO研究一起，组成了这份颇具份量的调查报告。

“在帮派世界里，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还是混迹多年的老江湖，都必须遵循这个世界的规矩。这一行看似很乱，但是都有它的规矩。在他们大部分人的观念当中，不会因为我是一个黑社会我就黑，哪怕他做的是那种砍人的生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在半年调查结束后，汪建华如此总结。

明秩序与暗秩序

长久以来，国内对农民工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会、NGO、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汪建华和他的老师们觉得，若是无视工厂周围肆意蔓生的黑帮，整个研究拼图就缺了一块。作为资历比较老的博士生，汪建华自告奋勇地接过了这个题，但他一筹莫展，无从下手，虽然他知道，那些隐而不宣的地下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整个城市。

他需要一个把他带进那个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议他，可以找找警察。

汪建华调查的第一站是东莞，这是个1988年才升级为地级市的年轻城市，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831.66万人，77.28%是他乡而来的寻梦者，只有188.93万人拥有本地户籍，是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按照本地人口数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怜，在2014年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中，东莞出动了6525名警力，几乎已经是倾全市之力。15万名治安员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2000块一个月，只有一万多人拿到了编制。

治安员阿华（化名）曾在帮派里混过，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却保持着原先的装束--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大多数时候，是他带着汪建华走街串巷，和帮派头目们聊聊天，喝喝茶。

他深谙黑白两道之间的规矩：“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你必须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办好了，把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欢装逼，在那里打起来了。你要报警多麻烦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他妈老是有警察。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论文中，汪建华引用了阿华的这段话，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会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

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和治安员，若超出了界限，会遭到报复。东莞的一名治安员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砖头，之后只要背后有点动静都会立刻回头看看。他们（治安）队员也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哪个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

“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坐在自家赌档门前，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化名）反问汪建华，他透过墨镜打量着这个满脸学生气的博士，开始自问自答起来：“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阿田（化名）是汪建华见到的第一个帮派头目。他对这个陌生的博士生保持着警惕，沉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喝茶，直到汪建华开始聊起麻将。

阿田隶属于一家四川商会，这是混出头的四川老板牵头成立的，有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和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人员。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

出门靠老乡，至少对于汪建华的父辈们而言，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常识。在他的老家江西，当地人事局曾经为这些打工者们举办过招聘会，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宣传手段--发短信，打横幅，但是前来应聘者寥寥可数。

汪建华很能理解：“他们不太接受这种现代的利用市场信息找工作的方式，所以他们信任的还是老乡。”

阿田曾经帮同乡的老板们讨过债，方式简单粗暴，却也只是吓唬，没动过手：“收钱这个事，别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没人敢说能收到钱啦。你是老板，你差别人的钱， 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气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那我说你没有，你说给不给就行。你说不给啊，那绝对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我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老板，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若是生意上发生摩擦，双方就会纠结手下弟兄"摆场子"，市场价一人一次200多块。双方集结对峙，却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来警察，或是斗殴丢命。“摆场子”不过是壮壮声势，双方都心知肚明：“打不起来，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来，也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

黑-帮规模大了，层级增多，头目们甚至认不全组里的成员。汪建华曾在深圳遇上个小头头，他把自己所在地帮派比成丐帮，最高等的是“九袋长老”，他自己能算个“四五袋”级别。“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不认识。”

在弱肉强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经营一家小赌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华曾听一位洗白的头目讲起过，除了要打点好官府衙门，还得找人撑腰平事--来惹事的，捣蛋出老千的，欠钱不还的，各色人等都要摆平。

而搅黄一门生意，手段也很简单，时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来警察，警察来多了，客人就不敢来了。罩得住，你就开，罩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开。老板的人脉与资源往往决定了他能在哪个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

赌档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身后是赌客嘈杂的吵闹。汪建华接过阿光递来的茶，听他侃着自己的未来规划。阿光长相有些凶，在深圳混了些年，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只拥有这家小赌馆。在这座潮湿拥挤的城里，阿光觉得自己看到了大商机。他曾跟人说起过，却被泼了一缸冷水：“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勤劳致富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

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起初是自愿或被迫，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而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的店面，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与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这里气候干燥，经济落后，但黑-帮行事的规则，倒是极为相似。尽力洗白自己的黑帮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汪建华在这里认识了一个黑-帮老大，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还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这个头目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他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给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在开始调查时，汪建华遇到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