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培坤：拍摄收藏上万幅照片记录聊城变迁

段培坤查看照片底片。

《聊城摄影史》打印稿。

段培坤拍摄的1982年古城航拍。

　　问：“您退休以后每天都在工作室里忙八九个小时，有这么多事要干吗?”

　　答：“我现在是和时间赛跑，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问：“这种工作强度，您感觉累吗?”

　　答：“我这一生，就感觉干点活，能干出点成绩痛快，所以干什么都比较执著。”

　　问：“什么原因促成您花费9年时间编写《聊城摄影史》?

　　答：“同行的鼓励和帮助，如果我不去做，可能就没人做了。”

　　采访中，段老的三个回答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似平凡的几句话，却是这位老摄影人一生的性格写照和行动指引。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他的摄影作品两次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正是这种责任担当，让他历时9年编出《聊城摄影史》，填补聊城摄影无史的空白;正是这种老有所为，让他退休后继续发挥光热，75岁依然争分夺秒地工作。九九老人节来临之际，聊城晚报记者多次拜访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段培坤，听这位老摄影人讲述他的光影人生。

　　两个花卷改变命运   他从农家娃成了师范生

　　段培坤的老家在东昌府区张炉集镇段庄村，父亲是农民兼木工，母亲是农家妇女，段培坤是家中的老大，也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师范生。

　　高小毕业后，段培坤考取了冠县柳林师范，后分配到聊城县张炉集公社任小学教师。提到考师范，幽默的段老笑称，是两个花卷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考师范大约是二十挑一，一共考两场。第一场考数学，考完我发现错了一道大题，心想肯定没戏了!因为交了5毛钱报名费，管一顿午饭，心想着中午吃完两个花卷就回家。那时候花卷在农村是不常吃到的。”谁知道，花卷刚咽进肚，第二场考试的铃声就响了。段培坤稀里糊涂进了考场，又稀里糊涂回了家。

　　回到家，父亲问段培坤：“考的怎么样?”段培坤摇摇头。“那你就本本分分种地吧!”父亲撂下这句话，段培坤便开始老老实实地种地、放羊。

　　一天，他割草回来，邻居冲他喊道：“培坤，你的录取通知书来啦!”段培坤挥挥手，没好气地说：“快别臊我啦!”

　　到了家门口，父亲手里果然拿着一张纸，兴奋地说：“你的通知书来啦!”就这样，18岁的段培坤命运出现转折。

　　干一行爱一行  美术转摄影 他成了行家

　　段培坤从小喜欢写写画画。考入柳林师范后，他有更多机会系统学习绘画。毕业后，因为工作突出，他又得到去聊城师范培训一年的机会。在那里，段培坤结识了不少搞美术创作的专业教师，绘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1963年，段培坤对上级提出想去省里继续深造，但因当时师资匮乏，未能如愿。

　　1964年9月，段培坤被调到聊城河北梆子剧团任美工，随剧团到河北、山西等地画布景。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回到聊城，在聊城影剧院担任美工。担任教师期间，段培坤曾自费到青岛工艺美院学习设计，加上两年画布景的经验，让他对展览设计颇为熟悉，多次被借调到省里参与布展工作。正是他才华横溢，1972年4月，段培坤又被调到聊城地区艺术组任美术创作员。

　　1973年初，全国文物普查开始。会用照相机的段培坤被派去拍摄聊城文物。在这年，全国影展办公室成立，要求各地区都要有干部分管摄影。地革委开始发动段培坤搞摄影。软磨硬泡加上照相器材的利诱，段培坤不情愿地被调入摄影组。

　　调入摄影组后，段培坤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他钟爱的绘画。

　　“我是干一行爱一行，干哪行都愿意让别人说出个一二三来，不愿意让别人说干啥啥不行。”段培坤开始全身心投入摄影创作。

　　1975年10月，段培坤拍摄的《俩姊妹爱一行》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入选，也成为聊城入选该展的首张照片。1984年，他拍摄的《微山湖畔春意浓》再次入选。

　　“这幅《微山湖畔春意浓》实际是两个拍摄地，两棵梨树是在临清拍摄的，微山湖里的帆船也不像大家看到的远近深浅大小多条，而是不同时间多次拍摄后拼接在一起的。”段培坤告诉记者，那时处理照片不像现在用电脑软件那样方便，修照片只能靠手工曝光、拼接，往往需要实验很多次。“这幅照片足足曝光了9次，洗了十几个小时。”

　　1973年12月30日，段培坤组织举办了聊城首届摄影作品展览。“当时展出的只有24幅照片，但开了聊城摄影展的先河。”1987年，段培坤制作出版了聊城第一本风光摄影挂历，在聊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9年著《聊城摄影史》 我不做，可能就没人做了

　　退休后，段培坤组织成立了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协会的办公场地，带领协会成员先后举办大型展览十余次，同时出版了同名画册。

　　从2006年至今，段培坤一直致力于《聊城摄影史》的编写和排版工作，全书490页，共分八编和一个大事记，包含照片2300余幅，记录了聊城从出现第一家照相馆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摄影普及近百年的历史，填补了聊城摄影无史的空白。

　　谈起编写聊城摄影史的起因，段培坤告诉记者，2004年，临清的一位摄影人徐佰喜向他提起此事，因为编史工作耗费精力太大，段培坤表示力不从心。“徐佰喜劝我，如果这个事我不做，可能就没人做了，以后更没人能弄得起来。”为了鼓励段培坤，徐佰喜把他珍藏的老照片拿出来，供他用于编书。

　　还有一件事，对段培坤触动很大。他的一位朋友收藏了不少珍贵老照片，段培坤多次希望能够翻拍未能如愿。一天，他突然闻讯老友去世，段培坤马不停蹄地奔赴老友家中，希望能翻拍那些老照片。不料，这些老照片已经被当成遗物烧成灰烬。段培坤因此懊悔不已。抢救老照片，编写《聊城摄影史》的任务迫在眉睫。

　　从2006年4月开始，几年间，他跑遍天津、济南、德州、范县、台前等地，寻找摄影界老人近百位，收集了几千幅照片和部分文字资料，为编写摄影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料整理完成后，书籍的排版工作成为摆在段培坤面前的又一难题。一开始，他把每一页的版式画到图纸上，然后找设计师按照图纸进行排版。几次交流下来，段培坤发现，由于内容太多，单是沟通就要占据双方大量的时间，能够亲力亲为的愿望更加强烈。七十多岁的段培坤拿出笔记本，设计师一步一步地教，他就一步一步地记，回到工作室一步一步地练习。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段培坤的精力几乎全用在这本书的排版上，近500页的图片和文字，照片他一张张修，文字他用一根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上去。除白天外，每天晚上加班一个小时进行设计。2015年9月，用时近两年，这本书的排版工作终于完成。

　　每天工作8小时  和时间赛跑，还有很多事要做

　　段培坤的工作室距离住所约15分钟车程。每天他就骑一辆老式自行车往返于两处。“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连大年初一都会来上班。”段老笑着说。段培坤骑车的速度飞快，仿佛他有做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儿。

　　《聊城摄影史》的编写和排版工作基本完成了，段老依然保持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的节奏。他说，他感觉时间非常紧迫，手上还有很多事要做。“下一步，我想出版一本个人作品集，把我感觉满意的作品集结成册;《聊城摄影史》也在等待最后的校对和出版;另外，我想把我收藏的照片做成一个图录，这个工作比较浩大，需要把上万张老照片翻拍成电子版，做好备注和说明，方便后人查询检索。”

　　从业四十多年，段培坤拍摄了不计其数的照片，仅保存下来的就有上万张。这其中，既有他深入基层拍摄的实景照片，也有他翻拍别人的珍贵老照片。他把这些照片按照时间顺序做成一本本摄影集，对每一张照片进行编码说明，一张照片对应一张底片，方便查询利用。这些照片也成为记录聊城发展变化的最有力见证。

　　“这些照片大多是我深入基层拍摄的聊城工农业建设、先模人物、大型会议及城市乡村面貌变迁。如果把它们扔到垃圾箱，可能没有任何用处，但如果保留下来，对各行各业或许会起到一定作用。”

　　采访结束回家途中，段老说出埋藏在心底的遗憾：他这辈子有个心结，最喜欢画画却搞了一辈子摄影。段老说，绘画的创造性更强，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但，跟摄影比起来，哪样艺术能够如此真实地记录时代的光影呢?

　　（记者 赵迪）